贺昌知道此事后，没有批评我，只是问我是不是跟他结婚后感到不满意，后悔了。我说决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忍受不了饶漱石的讽刺挖苦和侮辱，更为丢失记录本后悔不已。他也没有批评饶漱石，只是说：“我们俩结婚是志同道合，自然有人会心生妒忌，也会有胸襟狭隘的人对你讽刺挖苦，这也是难免的，你就不必再耿耿于怀了。”听贺昌这样一说，想到他那样宽大的胸襟和对我的关爱安慰，我心中就好受了许多，于是对此事也就释然了。此后，我仅在上海刚解放时去华东局见过饶漱石一面，再后就与饶漱石没有任何联系了。

1929年春，上海的工人在酝酿罢工斗争，党中央动员机关干部到基层去体会劳动是创造一切的源泉，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我就请求组织上把我下放到工厂去，使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党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样，我就结束了在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积极地投身到工人运动的斗争第一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