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机关调出后，通过江苏省委的安排，我到浦西区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十三厂去当学徒工。当时，能在厂里谋个学徒工的位置也很不容易，要拿钱去贿赂“那摩温”（上海人讲的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即工头），同意后还要经过厂里老板的批准。我是由厂里党的地下支部负责同志想办法搞到了一个学徒工的牌子才进厂的。

内外棉是个纺纱厂，学徒工就是整天做清洁卫生工作，打扫车间，特别是打扫厕所，根本不会让你学什么技术。说是学徒工三年满师、三年转正，在此期间却一点待遇也没有。那时的纱厂工人每天都是十二小时工作，早晨五点半钟就要起床，赶着排队进厂。工厂五点五十五分拉汽笛，汽笛声响完了就把大门关上，你再要进去就是迟到。迟到了要记过，如果迟到几次就要受处罚、扣工资甚至被开除，因此谁也不敢迟到。在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当中，没有休息时间，连中午饭也是轮流去吃，人停车不停，上厕所顶多只允许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带些咸菜和米饭放在饭盒里，就是这一整天的饭菜。这种生活，我虽然早有精神准备，看到工人姐妹大家都这样，也就不感觉苦，但觉得特别累。女工们除了拼命地干活外，经常要被工头呼来喝去，甚至打骂。工头们对于年轻的女工，有时还要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甚至动手动脚地调戏侮辱，姐妹们也只得忍受。这一切，都使我亲身体验到工人群众受资本家和工头们剥削压迫的苦难生活。在这段日子里，有时贺昌从外省巡视工作回到上海来，我俩还可以在旅馆里相会。6月下旬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地下党组织散发传单，我也参加了。我散发完传单后，只在饭篮子里留下最后的一张，打算自己留下学习和宣传之用，不料却被巡捕检查发现了。他盘问我：“这是什么？”我毫不惊慌，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是从地上捡来的。”又问我：“你捡来做什么？”我说我是纱厂里的女工，机器上的梭子常带有棉花飞出沾在身上、头发上，我看这张纸很干净，捡来打算包梳子用的。他当然不信，就把我抓进了巡捕房。内外棉十三厂在上海由英美等国共管的公共租界里，巡捕房实行礼拜天休息日制度，那天是礼拜六，直到礼拜一才把我送上公共租界的法庭审讯。那时的租界法庭号称“文明法庭”，有义务辩护律师轮流值班制度。我看到那天牌子上挂的义务律师的名字是江一平，他是上海大亨虞洽卿的女婿，在上海律师界中很有名气。法官问我多大年纪，干什么的。我说是纱厂的学徒工，十七岁（我虽已二十多岁了，但因为长得矮小，说十七岁人家也看不出来）。又问我：“你识字吗？”我说我刚从乡下来进厂做工，不识字。法官又非常严厉地斥问我：“这传单是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散发传单是犯罪的！是扰乱社会治安罪！发动工人罢工是共产党搞的，你听了什么人指使？你老实讲，我们可以从轻发落！”我抬起头，以茫然不懂的眼光，说话声音很小，土头土脑，慢吞吞地回答说：“法官老爷，我听不懂老爷的话，什么党呀？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知道，这纸上写的是什么呀？我只觉得这张纸头蛮干净的，打算捡了去包梳子用……”因为我装得挺像的，江一平律师在一旁就为我辩护说：“被告未满法定十八岁的年龄，又念其文盲无知，不够判刑的罪，再关押也没什么意思，请庭上宽大，当庭申斥训诫她几句就予以释放吧！”法官听律师这么一说，又看我真像个什么也不懂、刚进厂做工的乡下人，也就同意将我当庭开释了。

放回来后，我立即向地下区委的领导汇报了被捕前后的经过。同志们说：“这一次不但是你沉着镇定，在法庭上应付审讯的口供讲得好、装得像，又正遇上有名的江一平律师为你作义务辩护，真是有惊无险。你好运气呀！”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当地下交通员的经验，才能遇事不慌，机警应变。

这次散发传单的示威活动，是由中央委员兼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同志直接领导的。我虽然被释放回厂，但终究是被巡捕房抓进去过的人，再继续在内外棉十三厂活动就会引人注意，不大方便。区委就把我的情况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后，就决定把我从浦西调到浦东，进了恒丰纱厂当学徒工。这次是有个叫刘阿秀的女工请病假回乡下去了，让我去做她的替工。当然地下党也要向工头送钱送礼，买通工头后，才能让我以刘阿秀的名字冒名顶替进厂。当时，白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因为受“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斗争策略，总是喜欢搞一些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的活动，如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和罢工活动，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力量而蒙受损失。

我进恒丰纱厂不久，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浦东区委又下令要搞散发传单，并号召要响应全市纱厂、丝厂工人的总同盟大罢工，哪怕能组织罢半天的工也是好的。恒丰纱厂的地下党、团支部一共只有三个党员、五个团员，我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的命令。最后决定，“七一”前夕在厂里散发传单，宣传党的宣言，声援纱厂丝厂总同盟大罢工，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具体的做法是：有一位党员是在工厂食堂里当采购负责买菜的，每天都比烧饭的工人更早进厂，就让他趁天色还黑时，把传单藏在采购蔬菜的三轮车里带进厨房；有一个团员是电工，就让他在天色未明前把电线剪断；其他几位同志就趁着停电混乱的黑暗之中，从厨房里拿了传单，跑到厂里最高楼层的晒台上，从四个方向把传单散发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