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彭湃同志慷慨就义。他被捕后，曾通过狱中对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向中央坚决表示，不要实施劫狱营救计划，敌人戒备森严，劫狱不成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从牢房里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彭湃，我的牺牲是值得的，同志们保重！共产主义万岁！”反动派如临大敌，派了一个排的士兵押送彭湃到刑场执行枪决。据说有些士兵在刑场上举枪时手都在发抖，一连打了好几枪才执行完枪决。

彭湃的英勇牺牲对狱中的难友们是很大的震动和教育，有的人悄悄地哭了，有的人低声哼唱着《国际歌》，有些人则满腔悲愤默默无语，好多人一连几天都难过得吃不下饭，但大家都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中央向全国各地被监禁的战友们传达了彭湃同志临刑前对战友关怀的三点指示。大家遵照彭湃同志的嘱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坚持忍耐，避免了在狱中进行绝食反抗的做法，以免徒然招来镇压以至牺牲。正如列宁所说：“牢狱，是锻炼革命战士意志坚强的学校。”

我们同时被捕的八个人，在狱中非常团结，互相照顾得很好。牢里发给犯人穿的囚衣都很大，我身材矮小，虽然已怀了孕，但穿上那么大的囚衣，别人都看不出来。但同志们发现我吃不下饭，老是呕吐，就知道我怀孕了，都不让我再跟她们到井边去车水洗衣服，而是让我跟着“干娘”，帮她做些缝缝补补的轻便活。我们在洗犯人们送来需要洗的衣服前，都很仔细地把衣服的口袋翻出来进行检查，有时就会发现政治犯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小纸条。犯人在狱中都不叫名字，而是被分别编了号码来呼叫。比如有张条子上写的是：“我是七○四号，请帮助找到同时被捕的七○五号，问他在对敌人的口供里讲了些什么？”显然是为了两人的口供一致，对付敌人。我们就把七○四的小纸条放到已经洗干净的七○五囚衣的口袋里，让七○五写了答复后，再放进已洗干净的衣服口袋里转给七○四。给犯人送回干净衣服的事，是班长让我跟“干娘”一起去送的，这样就可以利用送洗衣服的机会，为狱中的难友们暗中联络，互通消息了。所以政治犯见到我们都很欢迎，说我们像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记得有一位出狱后在安徽省委工作的同志，还写了两句诗：“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诗表现了同志们在狱中经受严峻考验的坚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被囚禁了一百天，其间只对我们进行过一次庭讯。审问我们的法官很年轻，问我们为什么闹罢工？我们说一天要做工十二个小时，实在太苦太累了，要求厂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改成十小时工作制，让我们有吃饭和一点休息的时间。有几位已生过小孩的大嫂还提出，厂里应该让她们有一刻钟给孩子喂奶的时间；另外，女工产前产后厂里应该给两个月工资照发的产假休息期。我们还说，工人也是人，厂里不能随便打骂、开除工人，要求废除搜身制……这些要求和条件都符合人之常情，并不含有政治倾向性。那位年轻法官大概还有点正义感和同情心，听后并没有申斥责骂我们，只说要对口供画押，问我们识不识字。大家一齐回答说不识字。法官就叫我们在口供记录上画个十字。我画的时候还故意把手抖了一抖，连个十字都画得歪歪扭扭的，很像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乡下人。从押我们受审的士兵们的目光和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只是反对搜身制、要求缩短工时和改善一点生活条件而已，这算是犯了什么罪呢？当然，我们自己更是口口声声地申辩，是无罪冤枉入狱的。所以那法官最后就判决我们无罪释放了。

我们能被释放出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面的罢工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多少也尝到了些甜头。在一些小的细节方面就作了些让步，满足了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以求早日开工，攫取更多的利润。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也考虑到如果长期僵持下去，像当年省港大罢工那样坚持一年多，工人们没有工资收入，家里的老小没饭吃怎么办，再说又不像广东那样有革命政府的支持，所以也认为应该适可而止。在双方都作些妥协后，就下令纱厂、丝厂的工人都先后复工了。

我们八个人在龙华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很好的锻炼，出狱时，工会派人来接我们回去，颇有点凯旋的味道。不仅仅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1929年这一年中，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革命力量有了一些恢复，党在各地领导的罢工斗争几乎都取得了不同规模的胜利。这就造成了1930年李立三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错误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第二次再犯“左”倾冒险错误（又称“立三路线”）的客观原因。

我在入狱前的罢工斗争现场上，曾经看到王明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来进行采访活动。后来在龙华狱中，王明也曾以总工会的名义来探过监，送给我们两块银元和一包大头菜表示慰问。那时他在党内并不出名。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贺昌同志已经被党中央调派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工作了（先当宣传部长，后任书记）。当时党中央之所以设在上海，是因为上海有法国、日本的租界，以及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租界是由外国人治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在租界里随意抓人或搜查，所以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就可以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更容易隐蔽党的地下工作。南方局是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各省革命斗争的中央派出机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设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贺昌打电报给中央，请求调我到南方局去工作。中央考虑，我刚从狱中出来，身体很差，又怀了孕，在上海工作不便，也无人照顾，转移一下工作地点也是必要的，就批准贺昌的申请，同意派我去南方局工作了。

1990年“七一”，在上海召开了龙华难友座谈会。中顾委委员夏征农出席了会议。与会者都是不同时期被关在龙华监狱的，不少同志直到全面抗战才出狱。虽然大家以前并不认识，但都有在龙华监狱斗争的经历，大家一见如故，都认为这是一生中的一段难忘的光荣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