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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和中华文化(1)

寿芹心稿 作者:周汝昌


  

《红楼梦》与一般小说不同之处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所含蕴的民族文化的质素特别浓郁深湛。因此,笔者首倡《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之新命题,这是针对以往的“言情”、“爱情”、“婚姻悲剧”乃至“政治”小说的流行认识而言的。这儿的“文化”,特指我们中华传统大文化,即其整体精神、根基命脉之所在。

我这样理解和命题,不是说作者曹雪芹执笔创作时已然和我们今日的看法想法说法是同样的鲜明、清晰、深确了,但从全书(专指原著八十回传本而言,后同不再加注)看,他的意识中已经触及了这一要义。

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中华的一部“只立千古”(梁启超语)的文化小说,理路可分为四大方面来审视观照。

第一是从氏族文化的视角来看问题。曹氏是一门历史久远、特色强烈的文化氏族,从孔门弟子曹卹为始,直到汉曹参、宋曹彬,降及明、清两代,中间无数的鸿才英彦。曹操、子建、子桓,是中华五言诗的巨源与正流,诗圣杜少陵(甫)就再三赞叹曹植的诗文“波澜阔”、“子建亲”,世人皆知“八斗”之才,独推曹氏;还有讲礼的大家、筑“石仓”藏书的专家,连武将曹景宗也能作诗押奇险之韵,留下了“竞病”的千载佳话。这就是“横槊赋诗”、“读书射猎,自无两妨”的曹氏“门风”,即文武全才的氏族文化传统,也就是曹雪芹开卷不久即特笔写明“诗礼簪缨之族”的真实含义。

氏族文化是中华大文化之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在现代心理学的基因“传统记忆”之理论中可以找到依据。

第二是清初的“全盛”之文化时世。“乾隆全盛”虽是清代文史家的一种赞词,却也并非全属于夸张谀颂之虚文诳语,连具有启蒙家思想、批评朝政的诗人龚自珍,也是如此认为的。辽东的满族倾覆了明廷,“入主中原”。他们以武力统一了全国之后,立即热诚地学习汉文化,进步的速度至为惊人。满、汉两大民族在矛盾冲突与同舟共济、两者并存的复杂情势下,经营缔造,建立了强大而文明的大清帝国。这样,便诞育了一代新型的人才,超群轶伦,具备了满汉融会之优长特色的才华智慧——曹雪芹正是这种新型人才中的一位尤为奇绝者。他生活于这种“全盛”时代,文化成就造诣之高,也可谓之“得天独厚”。所以他撰作的《红楼梦》,特别富于文化精华,并非偶然之事。

第三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巨大里程碑。综观我们的“文体”史,其脍炙人口的几大“段落”就是《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而章回小说之发展进化,是以《红楼梦》的出现为峰巅的,此一文体的文化容量方才达到最深广的宏伟巨丽的璀璨惊人的境界。

第四是文化思想的趋变活动逐步冲破了有清一代奉“朱子学”(《五经》、《四书》悉以朱熹注解为准则,不许逾越违反)而发生了暗流的“自由思想”者。曹雪芹则适为此种“思”者的先行行列中人。

即此四端,已可察见《红楼梦》之独为“中华文化小说”,确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事情,绝非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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