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种文学史论点认为，宋明“理学”主张以“理”灭“情”，走到极端，等于灭绝了人性感情，于是引起文学的反抗声音，致力于宣扬“情”的美好及其所受的压抑遏制，如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演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是其“冲破封建理教”的典型代表作。

由此，遂又进而引起评论，说《红楼梦》是继承发展了《牡丹亭》，是更强烈彻底的以“情”反“理”，云云。

是这样的吗？说是说非，不由个人爱憎，应从曹雪芹书中的客观内涵来审断，即《红楼梦》一书虽曰“大旨谈情”，究其本意，是否即可从此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唯情主义”的认识结论来？

事实并不十分难晓，稍加梳理，便可分明。

先说“理”到底是什么？汉字的“理”，本是从“玉”而作，本义即玉石的纹理之美。由此而生的引申喻义，即层次、条理、秩序以至规矩、规律，皆属于“理”。

那么，人类社会一旦形成而且发展，其为“众人的关系”的组织法则、管理规定、道德观念，自然要随时代条件而产生变动。这种“理”是可以沿、可以革、可以制、可以废的，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的必要性，却是不能一概消除的，否则结果会是一片混乱、争夺、欺凌、吞噬……儒者多讲“理”，少讲“情”，用意是顾虑“情”会泛滥，“情”需要“社会、伦理、道德化”。其实，仁、义、礼、信，哪个又不是“情”在内主呢？比如，“无情的仁爱之心”，实际上能会有这么一种“纯理性”的“仁德”（观念行为）吗？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深究此义。他重情，但不废理。他的小说中内证分明，不难列举。

书到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是全书的一大关目，作者在回目中第一次把“情”和“理”摆在了平列的地位而大书特表，非同等闲字样。这回书说的是，宝玉病起，园中散步见藕官因悼念死去的同伴（兼恋者）菂官在清明节这日烧纸（旧俗凡祭亡人，则以白纸镌为钱形包为一袋，上题亡者姓氏，于应祭之地焚化），受到不睦婆子的挟制。宝玉设词救之，但又嘱她不可在园中烧纸，因为那是非理即非礼的做法。

事后，宝玉从芳官探知藕、菂小旦小生因做戏而相爱恋，菂官一死，藕官痛不欲生，故旧情不绝，为之焚祭。然她又与现在的蕊官相爱，一如昔时之与菂官——此又何解？盖藕官自有一番“痴理”，以为夫妻死别，不应从此不婚独身自守，而应续娶，只要不忘了亡者的旧好就是真情了。宝玉听了这一席话，合了己意，大为赞叹欣喜。

在这儿，就有几点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识其实义，而不为俗常浮议所蔽，方能真正领会作者的道德理念与文化思想。

请看雪芹原文，务必逐句细玩其意味。

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嘱道：“既如此说，我也有一句话嘱咐他，我若亲对面与他讲，未免不便，须得你告诉他。”芳官问何事，宝玉道：“已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已后逢时按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诚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却不知只以诚信为主，即值怆惶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不独死者为祭，便是神鬼，皆是来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不论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随便有新茶供一钟茶，有新水便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于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已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

这段常被读者只当闲文笑语草草读过的文字，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从作者思想上讲，都是异常重要的关节所在。试看一面是“情深义重”一句要言，同时一面则是不可妨“大节”与不能“不是理”。这还要怎么写才“更”明白？情与理，并举兼重，何尝偏废？

其次，紧接与“理”密不可分的那个“礼”。

礼，居孔门“六艺”之首，与“乐”同为华夏古文化的冠冕。礼是“仪式”——“理”的体现或形式化。礼者何？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层次秩序交互关系是也。所以宝玉明确指定，礼须合乎孔子之训，而祭亡者烧纸钱是“异端”（非华夏古礼）。孔子一句概括“礼”的话：“祭如（受者）在。”宝玉则以“诚”、“信”、“敬”三字为之疏解阐发。

“诚”与“信”，是什么？就是一个“真”字。真是虚伪的对立面。所以，宝玉憎厌世俗的“峩冠礼服”的屐吊之假礼，只求一炉一水，一茶一果，便召来受者之享——佛、神、鬼三者也只享真情诚意。“达诚申信”这句话又在《芙蓉女儿诔》中重现，最是全书的精神眼目。

以上说明，《红楼梦》并非如俗说所论的宝玉是以情反理。这只是人为的“强词”和浅见，夸张了宝玉的“叛逆性”和“反封建”。实际是什么？是反世俗，叛虚伪，绝未轻薄孔子的古训。

记住这一点，方能真懂《红楼梦》与我中华大文化之命脉的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