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听读”了李泽厚与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红楼梦〉与“乐感文化”》。这是今年2月22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的一篇令人拭目之重要文章，真是通俗而简明，热情而又恳切。他们用不多的篇幅，却告诉了我们如许丰富透彻的治学论学的典范示例，这真使我这个从小失学、慕学之人惊喜不已，引用我先师顾随先生的话作“欢喜赞叹，得未曾有！”这篇问答我“听读”了三次，受益无穷，尤其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其中触及了红学的问题，而且把我的有些看法拿出来作为例子加以评议。他们举出一连串的讨论课题，大致说来，如考证，如探佚，如爱情，如人情，如原著，如续书，如哲学、美学的评赏和体会，品格与评价……层层面面，范围广泛，几乎是“全方位”的。

我没有想到，李先生会对考证有很大的兴趣。他十分懂得考证是怎么回事，不是像有些人只是把“考证”当做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并且当做一个可厌可畏的坏东西。这不禁使我又联想到季羡林先生推荐给读者若干种好书时，就列举了外国的三种考证书，说是兴趣无穷，获益甚深。看来虽然大家谁也没把李泽厚先生当成什么考证家，但他却深深领会到考证这门学术方法的意义、功能与美学价值，此其一。

其二，对于曹雪芹笔下的“情”字，李先生明确表示是指人的感情，且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相爱“私情”（雪芹写湘云“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而更加重要者，李先生郑重指出，《红楼梦》中的感情是东方人特色的感情，西方读者就不容易体会得出来。这种东方感情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悲感。这些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出自李先生之口，显得那么自然、通俗、明白、顺势，给人以心胸畅然称快之感。

其三，李先生对红学考证而研究推论的探佚学，十分喜欢、欣赏，并给予评价，这就值得人作一番深思了。

我读李泽厚、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是一种令我心存感激的享受经历，同时还有一种语言表达的享受，就是“恳切”二字。语言的恳切情感是大学者的美德，是仁人君子的美德。什么是“恳切”？“恳”就是真诚，“切”就是渗透。没有真实学问的假学者，就没有与人为善的好心肠，语言表达里就没有这种宝贵的“恳切”之美、“恳切”之情。

关于“恳切”，《红楼梦》七十八回里贾政评论宝玉的《姽婳将军词》时给了一点评语：“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恳切”二字在经典文学名著中出现，而且运用到文化问题上的例子以此为第一佳例。

“恳切”二字，这个普通的词语好像与学术和创作都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而经过雪芹这么一用，我越品味越觉得它很重要。这儿我不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和启功先生讨论过《兰亭序》的问题，我们为此有几首小词唱和。启功先生的一首开头就说：“禊帖入昭陵，定武欧临隔壁听。”启先生的诙谐风趣随处可见，他是批评历来把“定武兰亭”派给欧阳询的看法，并加以讥讽，说是“隔壁”听来的说法，其实质就是指出这些人没有任何研究，就凭着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作出了大量鹦鹉学舌的论文。这种“隔壁”听来的话与“恳切”正为相反，所以既不真又不深。而李泽厚先生评论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大师时，那几句话如此简明，如此中肯，这才真够得上“恳切”二字。试问，不是真正深入做了学问的人，能够说出这样“恳切”的话来吗？

行文至此，我不禁胆子变得大起来，我想这样说，你如果想知道某人的那种大论文是真正的治学结晶呢，还是为了打扮自己的化妆品，你就须看他整个的文字和内容是恳切的呢，还是油滑的，那就不会辨认错误了。

我自己研《红》的历程，大致是由史学考证入手，然后集中在花费大力气在纷纭错乱的不同文本中校订出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曹雪芹的原文手笔文本，不如此则无法对《红楼梦》进行真正的研究。这两个步骤基本上可以算作能够信赖。在此奠基工作之后，我才决定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的崭新命题，此时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了。正像李泽厚先生说他自己的经历那样，《美的历程》问世后，受到的责备、批评非常严厉，但从今天来看，那里边的新见解已然成为美学界的常识了。我能体会到这几句话里是包含着多少的感慨和诚信。我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的命题之后，再进一步，才逐步地把自己的目标明确起来，即我的愿望是把读《红楼梦》的那种无以形容的美加以研究体会、解说；若无这一步骤，那么我几十年来的研《红》工作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可言了。

我的这个愿望初步地表现在《红楼艺术》的后记中，我说曹雪芹作书所追求的、保卫的真目标应该是真、善、美——这样，虽然很浅薄、很幼稚，但已然表明我的路向是不太错误的。

如今，我幸运地读到李泽厚先生这一段“答问”，这才独坐于我的陋室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

诗曰：

考证功能探佚行，仁人不斥转嘉评。

高山流水琴何幸，霁月光风镜最明。

审美崇阶形而上，论红尊次十三经。

灯宵花市才收罢，又见禅师内照灯。

辛卯年四月十四日

2011-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