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丧，青春热血为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鼓舞，孟于再也忍受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的束缚，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生，她毅然报考并被录取。“我和李仲民是偷偷从家里出走的，出发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 ^[1]半年后，她和伙伴们终于从宜川转赴延安。

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2]

对于大家族的叛逆，对于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在奔向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1]　孟于《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延安》，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289页。

^[2]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1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