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短距离地直盯着周生荣这个爱恋已久的对象。周生荣的感觉是：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

这一下着实把我羞坏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我体会到：女人真正的害羞，往往只是最幸福的一瞬，而这幸福的一瞬会让你深深地铭记一生。^[1]

羞涩，是青春的波光闪烁，是少女至真至纯的情窦初开的天然美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一，却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2] 。 采访中，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  ^[3]甚至通过观察比较，深刻的记者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最有典型意义的不是那些出了名的模范共产党员，而是“女同志”们。

有一次，这位记者斗胆放肆地问一位C女士：“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战意味的执拗的反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1]　同上，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第18页。

^[2]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58～59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

^[3]　谢克《延安十年》，第67~68页。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