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在军事化、供给制集体生活中，磨炼出一副健康的身体，飒爽的英姿后，就面临着革命婚姻的选择与挑战。

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分部、总校相继迁出后，1939年冬在延安复办的部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这既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中共高层内部毛泽东与王明权力斗争的结果。^[1]女大突然停办，对于延安妇女运动和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的人生影响是明显的，突出表现为革命婚姻和1942年“三八”节前后的激烈纷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范文澜亲自率领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开封、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有大半年时间。他总结成绩的时候说：“在我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该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 ^[2]好在范文澜能以身作则，更好在这些热血青年学生都能信奉师长的教诲。

来到延安之前，孙铮曾在“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工作两年。流动工作队有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在一起难免不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几位共产党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个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后来在新四军，一个叫陈亚军的画家与盐城中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也是开大会狠斗了一场。可见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

^[1]　王明担任女大校长期间，为着学员调配等问题与中央组织部发生过激烈的矛盾。这是为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女大不能成为王明培植自己政治势力的园地。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98～20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二版。

    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41年2月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　转引自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延安），第1卷第10期（193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