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她们一筹莫展，怀孕后的妊娠反应接踵而至：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1]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2]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十月胎成，接下来的生育，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

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王丹一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1]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第90、9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2]　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第17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