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痛疼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8天没人碰。^[1]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  ^[2]  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3]

“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4] 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1]　王丹一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8、12、16日，北京南沙沟。

^[2]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第32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3]　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后改名为《在医院中》），虽然是个案情况，但由此可见当时的医疗环境和质量。见《谷雨》（延安），创刊号，1941年11月。

^[4]　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第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