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们都像丁玲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一切交给组织，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为了组织。陈学昭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学会了摇纺车纺纱线，进而感悟到“工作着是美丽的”。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组织、相信组织了。“1938年入党后，孙铮就养成了一个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是在延安和在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 [1]她们不仅极力消除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更向组织主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隐私。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坦露的心肠。

石澜在与舒同共同生活的40年中，始终坚信“我们婚姻的政治基础是牢不可破的”。“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 “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了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离婚。”等到她晚年还能清醒过来，事情已经不可救药。她在法院给她的离婚判决书上写了八个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2]  

[1]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26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第25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