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元甄曾经是武汉、重庆抗战宣传界的风云人物，颇得王明、周恩来的赏识。1939年，18岁的她与李锐在重庆结婚后同赴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学习或工作。她与江青、孙维世、苏菲并称“延安四大美人”。1943年审干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当做特务嫌疑送到保安处隔离审查，范元甄受到牵连也被抢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组织指派去抢救她，却与她同居了。1944年6月李锐甄别释放，与范元甄离婚，大病一场。组织上出面干涉，将范元甄下放到桥儿沟乡当文书，×××不顾自己已有家室，竟然冒充范元甄丈夫，继续与她同居。组织再次干涉，劝慰安排她与李锐复婚，并将她调到《解放日报》社和李锐一起工作。在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上，受到家庭和社会指责的都是范元甄。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女性，她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去工作呢？她心理的委屈还能向谁倾诉呢？只有一切相信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把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再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装点起来，对外是一张金字招牌，光灿灿的面孔，对内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坦露的心肠。

人类性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两性之间从身体到精神心理上有差异是常态；相反，漠视差异的存在，简单追求男女的绝对平等，势必造成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伤害。“给予不同发展需要的人，以同等发展的机会。”这是20世纪中国女性，包括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付出惨重代价后能够到达的新见识，也是我们用以考察革命队伍里女同志命运的一个坐标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