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何满子就是因此而失去了女友。1938年，他与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经武汉到延安。何在陕北公学学习，郭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两人保持着亲密联系。约半年后，何忽然接到郭的来信，言组织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前线。

何满子在名为《跋涉者》的自传中回忆：“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

曾在抗大、中央研究院学习的石澜，却因与老干部结婚而受到质疑。她于1942年同被称为“红军书法家”的舒同结婚。她在《我与舒同四十年》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

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

但在后来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中，石澜却被审干人员质问：

你是怎样选择和舒同结婚的？延安有那么多年轻男子追求你，你都没有看上，偏偏找个比你大十多岁的老红军，是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当年的延安，许多老干部与知识女性成就了红色婚姻。但因双方巨大差异，也酿成了一些悲剧。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写道：

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