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从现代社会独立人格的角度，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媒妁之言，反对婚姻上的迷信观点和物质经济条件，积极倡言“恋爱中心主义”，认为“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这种恋爱是神圣的，不受任何制约、威迫、利诱，以及任何人包办、代办。只有这种恋爱结合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他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这是一种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的恋爱婚姻观念，是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具体表现。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女双方，出于神圣的爱情走到一起，无须其他任何附着的结婚仪式。“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姻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综观毛泽东的几次婚姻，除了少年时期父母包办的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之外，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恋爱婚姻主张。他与杨开慧的结合是这样，与贺子珍的结合是这样，与江青的结合也是这样。

在江青进入延安之前，1937年7月，因为“吴光伟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贺子珍负气出走，吴光伟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8月底，从洛川回到延安，毛泽东对江青有较好的印象，尚未发生爱恋之情。江青在进入中央党校前后，一度交往密切的是有“红军才子”之称的朱光。党校结业分配到鲁艺初期，江青钟情的是鲁艺训导处主任徐以新。同年10月，延安又发生“刘茜事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红军干部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恋爱不成，恼羞成怒，枪杀对方。陕甘宁边区政府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震惊延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亲自到会，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阐释革命队伍里处理恋爱婚姻关系的准则是，“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随即，毛泽东为抗大学员作关于“革命与恋爱问题”的专题报告，阐述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这在“恋爱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增加了革命与爱情并行不悖、情投意合的新内容。

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出身卑微，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