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感情向来不错，真金初为太子时，他生病了之后，忽必烈往往都会前往探视，甚至亲自喂药。但是在政治事务中，父子二人的分歧却无法用亲情来弥补。忽必烈很清楚，真金虽然得到了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但是在蒙古亲贵中却被长期视为异类，在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中曾记载：“忽必烈老而病废已久，屡欲传国与真金，族人俱不从，谓我家无此法。”真正得到蒙古亲贵们支持的是真金的弟弟北平王那木罕。有一次，那木罕甚至直接问忽必烈：“我哥哥如果成为大汗，不知道那帮儒生们会怎么评价您呢？”忽必烈虽然表面“大怒”，将那木罕臭骂了一顿赶了出去，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真金一味崇尚儒学是同样倍感失望的。而这种失望的情绪，真金本人也感觉到了。惶恐的真金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措施，直接引发了几乎将他置于死地的“禅位风波”。

公元1285年江南行台御史上书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理应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参与朝政。”这一建议应该是出于汉族士大夫的自发拥戴，以真金的性格和政治地位，应该不用发动这样有损无益的舆论攻势的。可想而知，这份报告如果递交到忽必烈的手中，必然会引起这位独裁君主的愤怒，于是真金通过御史台都事尚文扣留了这份报告。这件事情却被真金的政敌——阿合马的余党卢世荣和答即古阿散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获知了。当时担任审计工作的答即古阿散立即利用自己的职权，要求封存并查看御史台所有案卷。

御史台是元帝国的监察机构，答即古阿散此举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查找各地官员隐瞒财政收入的证据，但真实的意图却是希望可以找到那份要求忽必烈“禅位”的报告。御史台的文库被查封，所有工作人员被一一叫去问话。机关负责人尚文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尚文连夜串联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两位大员，让他们阻止这场“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的阴谋，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将事情的真实情况向忽必烈进行汇报，同时反戈一击，检举揭发答即古阿散贪赃枉法。

忽必烈对于汉族士大夫对自己指手画脚的行为十分不爽，但是他的愤怒远没有达到要将真金废黜的地步，比起历史上那些不由分说便把试图取代自己的太子或杀或抓的其他君主来，忽必烈的处理还是冷静的。公元1285农历十二月三日，答即古阿散及其同党以“受贿贪赃”的罪名被处死。但是真金太子却在这一事件中，由于心理所承受的压力过大，忧惧成疾，七天之后也撒手人寰。应该说真金作为一个儿子和学生都是优秀的，但是他的心理素质以及行事风格却未必是一个合格政治家。他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忽必烈的精英教育造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