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美国人弗吉尔·哈特在自贡作了一次调查，其调查后的推算表明，当时自贡井盐的年产值高达4940万美元--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是100多年前的美元，换成今天的时价，其价值在10个亿以上，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整个自贡的工农业总产值也超不过这个数字。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自贡井盐失却了两湖市场，盐业生产相对萎缩，但随着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沿海一带相继失陷，海盐运输受阻，作为海盐传统销售区的两湖地区以及西北部分省区如同太平天国时期一样，再次陷入淡食之苦，大后方陷入一片恐慌。于是乎，自贡井盐在国难中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这就是第二次“川盐济楚”。前面说到的孙明经的自贡之行，他要拍摄的纪录片和照片，就是为了向国人宣传自贡井盐，以便安抚民心，鼓舞士气，告诉那些陷于淡食恐慌中的同胞：有自贡这个千年盐都的存在，日本人以为只要断了海盐来路，中国人就会不战而屈的虚妄始终是一场美梦。

第二次川盐济楚给自贡盐业带来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川盐济楚。原因在于，这一次需要食用川盐的民众比第一次更多，行销的区域更广；另外，此时的生产技术也较19世纪中叶有了较大改进。据统计，抗战前自贡井盐产量占全省的45%，仅仅在国民政府下令川盐济楚一年多后的1939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54%。到抗战结束时，更是跃升到60%。在免除销售区人民淡食之苦的同时，自贡井盐生产和销售还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额税收。抗战初期，自贡盐税收入每年均在3000万元以上，后期则增加到5000万元以上，仅盐税一项就占到了全省的80%。为此，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抗战期间，沿海沦陷，大后方军民几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盐，自贡盐场当时大举增产，供应民食，居功至伟，但也因为有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盐场的繁荣也赖以飞跃进展。”

盐业的繁荣兴旺，造就了许多钟鸣鼎食的盐商家族，他们生活优裕，文质彬彬，但在国难当头之时，一个个都慷慨募捐，比如前文提到的余述怀，就是大盐商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募捐的金额，创下了抗战期间国民个人募捐的最高纪录，为此，冯玉祥题字称他为“今之弦高、献金模范”，蒋介石接见并赠以金质奖章。余述怀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从经营酱园铺入手，后来开过盐垣，进而一步步成为自贡市首屈一指的大盐商。他的发迹和壮大，如同一个传奇，至今还在自贡广为流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文化不高的大盐商，一生却热心教育，既曾捐款2000多万创办中学，也曾捐款400多万修建川大实验楼。

查阅当年留下的资料，我还发现，盐业给自贡带来的财富，不仅造就了若干富甲王侯的大盐商，即便是普通盐工，也享受到了种种福利，比如当时开办的面向盐工子弟的学校，就是由盐商和盐务局出资，学生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