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之中，法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门学说，它比儒、道之说要来得晚，在先秦末期才显山露水，但作为君主最有效、最成功的治理国家的一种理论，它却一度成为“执政党”，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相较于儒家和道家，法家的论调和思维更加实际，不会玄之又玄，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明了和易于执行，而治理的效果也显现得更快速和明显，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热衷和赏识。法家之所以能够被选中，与其主张的可执行性以及独特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它迎合了当时社会时代的变化特征，从而走向了自身发展的巅峰。

法家在战国时期是最为成功的，多国都曾尝试过使用法家进行改革，只是坚持时间的长短导致了命运的不同。秦国的商鞅变法自不用说，没有他的主张，大秦也难以完成统一；韩国申不害变法，使得当年无人敢欺；楚国吴起变法，灭陈、蔡、百越。诸多实践证明，法家治国之策最能立竿见影，效果卓著。

法家的治国理论在初期的时候，分化出三派，三派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其中慎到一派重“势”，也就是权力、权威，他认为权力的掌握在政治手腕中是最为重要的，必须大权在握，才能管理下属和人民，并处理事宜；申不害一派重“术”，也就是权术、手段，办事用人的哲学，他认为官家处理事情，管理政务最依赖技巧，权谋、手段施展的不同会导致事情发展方向的不同；商鞅又为一派，他最重视的是“法”，也就是法律，明文制定出各项规章制度，以此让人们遵守，并严厉惩治那些违反了法律条例的人。其实，这三派都非常有道理，都属于法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而到韩非子时，法家学说发展到了顶峰，学术观点趋于完整，韩非子集众派之长，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前期三派的观点都是对的，他将“势”“术”“法”结合到了一起，逐渐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君主集权论。韩非子曾经说过：“圣明的君主制定出合理的法律规章，并且像天一样公正无私，依照法律裁断世事，绝对不会违犯法律，这就是法；圣君又像鬼，因为他用人变幻莫测，手段权术登峰造极，用了人，那人还不知怎么回事，此为术；圣君拥有最高的权力和威望，他的命令别人都必须要服从，这是势。”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但通过人为的改变，这种恶的心性可以转变为善。而韩非子却不以为然，他觉得，人性本恶，这是天性使然，即使再怎么教化也会维持原本的面貌，因此想要管理国家、约束人民，就需要制定出严格的法律，并且坚决执行，由于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都会努力守法，避免被责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发展。

可见，法家的治国之道，首先就是要设立法律，韩非子认为，法律应该编写成册，成为公开明确的条文，然后将它设立于官府，也就是政府机构之中，让官员们依靠它来治理评判，同时，还要公布给黎民百姓，让人民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被允许、不能做的，一旦违反了条文中的规定，就需要受到惩罚。在法律公布之后，就需要君主严格公正地监督百姓或臣子的行为，因为君主手里握有最大的权力，无论是谁，只要做错事，都可以根据条文中的规定来进行惩罚，而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君主也可以予以表彰和奖赏，以示鼓励。通过这一系列规范的举动，不论贫富贵贱、人口多少统治者都可以成功统治人民。在韩非子看来，统治阶级用刑法和权力来治理国家和民众，统治者本身并不需要有多么出众的才华和远见，也不用像儒家所说那样，要有高尚的情操，爱护别人，通过自己做出榜样来带动普通人一同守法，当然，对统治者还是有要求的，那就是，统治者要知道自己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条款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同时他还应该有身体力行的坚持力，监督自己治下的人民。不过也有问题出现，因为人数众多，如果要君主亲历亲为，肯定是要被累垮的。这时候，就要运用到法家学说的另一项了，那就是术。韩非子认为，君王是不用将所有的负担都挑在肩上的，他只要能够熟练地掌握用人之术，让别人来替他做这些事情，那么就可以一身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