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外，留存于世的杂家著作还有一部《尸子》，这部书也许人们并不熟悉，但它同样属于杂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融合了多家之言，对治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尸子》的作者尸佼，是秦国著名变法者商鞅的学生，自商鞅出事后他便逃入蜀地，编著了《尸子》，这部书结合了当时战国时期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社会背景，提出了一系列治国观点，与儒、法、道、墨等家有很多相通之处。

《尸子》认为想要稳固统治，就必须要稳定天下万民，因此提出“兼爱百姓，务利天下”的观点。同时，《尸子》还提倡从墨家学派中吸取而来的“节葬”，认为对于丧葬这种事情应该节俭对待，不要大操大办，《尸子》中有这样一段：“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这段话讲述的是大禹治水时的故事，说大禹为死难者治丧，他认为如果对死者大操大办，那么治水一定会被耽误，因此死于山冈的就葬在山上，死于沼泽的也就埋葬在沼泽里，并且所用棺木也十分简朴。《尸子》引用这一段故事，就是在以古代先贤的行动来告诉统治者不要浪费，要简朴度日。《尸子》还主张非乐，希望统治者不要沉迷于音乐等奢华的享受，而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可见，《尸子》中所提到的兼爱、节葬、非乐等等，很明显带有墨家思想的影子。

另外，《尸子》还指出了人民作为国家的基础所具有的重要性，书中作了这样的比喻，如果鱼失去了水，那么必然要死去，但是水失去了鱼，它仍然是水，不会有灾难出现。这个比喻形象而明确，鱼指的就是当时的统治者，而水就是天下万民。统治者的生存必须要依靠百姓来支持，百姓提供给他营养和空气，他就生活在百姓之中，一旦统治者失了民心，失去了百姓的支持，那么就像鱼失去水一样，再难存活。因此，统治者为了能够保有和巩固统治，就必须将百姓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对其实行安抚政策，让他们休养生息。

尸佼主张统治者要“善修国政”，如果不这样，他就会内失大臣、外失百姓之心。他还想法独特地提议统治者效法古代圣王，和普通百姓一同耕种，起到带头模范作用。除此之外，他也重视农奴，主张他们发展个体经济，男耕女织，这样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质量。

《尸子》对于刑罚方面，较法、道之说采取了折中的路线，书中认为简单易于完成的事情不用鞭策，只有任重道远时才应该加以督促，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恪守规则，因此不能随便乱用，不能将其视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只有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刑罚才应该使用。

《尸子》十分看重教化，鼓励人们学习并提高道德修养，不论是家门显赫的人，还是普通百姓如耕地的农夫、制陶的手工艺者等都应该学习教义礼法，修身养性，恪守忠孝等礼义道德，这样天下人都有了修养，就不愁不能和平相处，天下也就太平了，而学习不倦的人，也能够拥有丰富的知识阅历，成为显达之人，何乐而不为呢？用现在的思维来考虑，《尸子》的治国思想便是要让统治者普及教育，让人人都能接触知识，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尸子》这些劝学和鱼水之比的治国观点，对后来儒家荀子观点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荀子之后就提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并且也十分注重“劝学”。

尸佼对于社会的动乱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不安定因素，是因为社会上有不安定的成分，也就是那些所谓的“邪人”和“邪欲”，对于这些，尸佼主张统治者应该去除它们，惩处祸国之人，对贪婪的欲望和观点加以打击，这样就能成功治理国家了，而社会的德行和风貌也能够得以好转。

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要求统治者做到“正心”，也就是端正思想观念，只要自己的心能够端正，那么在接触外界的时候，就能有效地阻止其他身体感官那些不正当的欲望。天下的核心是君王，而君王的核心是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君王的身体行为活动会受到心的引导和指挥，而君王的言行又会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发展变化，因此心作为核心中的核心十分重要，心不正，天下就要大乱，自己的身体也会被毁灭。其实，《尸子》中所说的君主的心，其实也就是君主的所思所想，在今天来看倒不如说是脑。他认为君王治理一个国家是有条件的，需要用正义的德行来武装自己的思想，这是最为根本的，只有思想正确纯粹，发出的政令才能够正确有效，给社会带来益处。《尸子》作为杂家论著，它的“正心”之说与儒家孟子的“正己”“修身”“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理论是相通的。

以上这些《尸子》中提到的观点，例如劝学等，都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面对着阶级矛盾的加剧，尸佼希望统治者能够在治国上学习古代圣王的政策和德行，鼓励人民劳动，不干预他们的农时，推行善政，即仁政，这样统治阶级与下层劳动人民都能相宜，社会就会稳定，财富也能得以积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