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是促进书刊销售的客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在长沙办文化书社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经商才能。但经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离开家乡之后，家中的事情主要由毛泽民料理。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这种毁家纾难的情怀非一般人可比。毛泽东此举甚得人心，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抄毛泽东的老家，掘毛家祖坟，当地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毛家之恩。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出道后不久，毛泽民便在商道上大显身手。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出版发行部门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指望印刷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实现盈利很困难。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只能由中央另行开支，其余经费一概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