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回答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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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金钱而言，单凭某个人的经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每个共产主义者个人也尽可能地在经济上负担一些开支。在北京上学的外省学生节衣缩食，将自己享受的公费助学金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活动经费。一些文笔好的学生将自己在报刊上投稿的稿费也捐献出来。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以知识换钱，知识分子可以用己之长，还可以传播革命知识。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工读互助团”的名义，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地址就设在北京西城的辟才胡同。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忙于补习学校的事情而抽不开身，于是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代表。张国焘在上海，刘仁静即将动身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议，去上海也是顺路，这样可以节省一笔差旅费。刘仁静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交不上学费，李大钊不仅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他缓交，而且在经济上也经常接济他。

办学赚钱比较有成效的，还有湖南。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经在长沙创办过孤儿院，在经营上也有些独到之处。

通常孤儿院都是由社会出资，简单维持可以，要想发展必须要解决经费的难题。这也难不住革命者，徐特立想到一个增加收入的方法，在孤儿院内设了孤儿负贩团、军乐队以及制鞋班、织巾班等，实现了工贸一体。

所谓孤儿负贩团，实际上就是由孤儿组成的流动商贩，“负贩”就是将货物背在身上卖的意思。由孤儿院出面，从慈善人士那里赊些本钱，从工厂批发来（也有自己生产的）廉价肥皂、毛巾、牙粉、牙刷、针、线等日常生活用品，放在用空煤油桶做成的售货箱里，由年龄稍大些的孤儿沿街巷叫卖。煤油桶用很轻的白铁皮做成，两端系一根粗布带，斜背在肩上，非常方便。

孤儿负贩团销售的商品，价钱比商铺略低，又能送货上门，给长沙市民很大方便。加上人们对孤儿都有同情心，每月能卖出很多货物，收入可观。

参加孤儿军乐队的孩子年龄还要大一些，孤儿院专门请了老师教他们乐器，演奏一些通俗常用的曲调，专供社会上婚丧嫁娶、祝寿、商店开业、推销货物时租用。租金是由主人家酌情而定，作为捐款交纳给孤儿院。赚到的钱除了正常开销，其余都替孤儿存起来，使他们成人后有一定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孤儿们在孤儿院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还能攒些积蓄，革命者还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举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