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晚近，靠一个超然的存有（神）为存在带来现成的解答，把救主当成最后的依归，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一件事。中国人在人生旅途中也有怀疑、恐惧、悲伤或无助的时刻。西方人处在这种时刻通常会向神求援，中国人却不会，他们的苦无法靠这种药方来解除。由于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问题化解者--神，中国人因而学会了将他们的晦暗时刻转化成心灵创作的机会，将存在焦虑（angst）转化成诗与歌。

所以，情感的抒发就是中国人用来取代宗教的另类途径。要了解这个途径，最好借助西方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的传奇故事。作家与心理治疗师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采用了故事里的一段情节，来描写这种抒发情感的途径：“只携带着竖琴，崔斯坦驾了一艘无桨也无舵的小船航向了爱尔兰，这是一种约瑟夫·坎贝尔所谓的随缘认命、以天籁为依归的精神。”这故事的美就在于崔斯坦的逍遥自在：他不是一个强调安全与掌控的神经质文化的受害者。

禅是用一种充满着深情（soulfulness)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它使人能保持豁达的心胸，维持易感的心性，既不拿神作后盾，也不企图逃避人生在根本上的不安全及不可逆料，更不想揭开生命之谜。因为这类的企图不但不真实，而且是对心灵的一种诅咒。生活是必须去克服的，不是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神）。我们必须激发灵魂的潜能，将严酷的现实转化为诗。因此，中国人的传统精神往往藉由诗而展现出来。由于缺乏宗教上的解答，中国人的心灵却因而变得更辉煌了，如同学者林语堂所说的：

虽然宗教对人生问题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也提供了心灵上的宁静，但是却减损了生命的永恒之谜以及人生的巨大哀痛，而这便是所谓的诗。基督教的乐观主义抹杀了所有的诗意。然而一个异教徒的人生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他的生命之谜永远没有被解答，也永远无法解答，因此他无可避免地被一种泛神的诗意所吸引。事实上，诗已经取代了宗教的作用，它在中国人的生命体系中既是灵性的启蒙，也是情感生活的依归。

以诗代替宗教的概念并不难理解，在传统宗教衰微之后的余波里，美国也走到了相同的十字路口。事实上，这正是现代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终生尝试去做的事。《纽约时报杂志》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出刊的杂志上，对布鲁姆的一生做了一次特别报道，那时他刚出版了一本重要的着作《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诚如《哈佛学报》执行编辑琳西·华特丝（Linsay Waters）所言：“布鲁姆一直在问，如果美国人不认同组织化宗教的话，他们能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华特丝说，布鲁姆评论的目的就是要“激励我们活出非宗教性的精神生活”。简而言之，禅是生活的诗意化，也是人类心灵的活泼展现，它没有组织化宗教的虚礼及表面工作。布里斯说过：“禅即是诗，诗即是禅。”所以它永远是清新、真挚、富有个人色彩的。禅是一种特殊的传承，在里面找不到臣服及兽群意识，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态都需要创意。有别于一些已经商品化的精神产物，禅要我们在“真实生活”毫不妥协的艰险中，觅得内在的美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