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想到这种庆祝方式，部分原因是我与我新左派运动中的同事渐行渐远。由于我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工人聚居区长大—这是个商人、修理工、警察、消防员和居住在芝加哥畜牧场、铁路站和附近钢铁厂的家庭组成的社区—因而，我的内心充满爱国精神。游客每天都能看到我的邻居们门前飘扬的美国国旗。在这儿，每天都是美国国旗日。

我在美国梦中长大，并深深为我们的开国元勋折服，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恩、乔治·华盛顿这些革命思想家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追求人权、自由与幸福的。

我的许多新左派朋友出身名门，在精英聚集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平等与和平，但他们也从国外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取灵感。我记得在许多政治集会中，毛泽东、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的思想被用做行动指南并且激励无私奉献的行为。我对这些感到好奇，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相信：土生土长的美国革命者才是对过去两个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最具有启迪意义的人。

对年青一代来讲，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重温激进派诺言的机会，特别是由于白宫的庆典—这个仪式由尼克松总统和一大批商业支持者监督—深深地根植于贵族特权而非某种意义上的经济与社会正义。而这种经济与社会正义与我们敬仰的开国元勋的追求更为一致。

我们的计划是把茶党的周年纪念变成对石油公司的抗议。但对于是否有人愿意走上大街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并没有把握。由于以前从未举行过抗议大石油公司的活动，所以，也就无法预测人们愿意做什么。由于雪越下越大，我开始担心到场的人数会很少。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反战抗议通常会安排在春天，因为那时可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事实上，要在寒冷的冬天召集人数众多的抗议活动，就是对经验丰富的活动家来讲也绝非易事。

当我到达法纳尔厅时，我呆住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列队在通往大楼的街道上！他们举着标语，挥舞着横幅，上面写着“石油公司赔偿”、“打倒石油巨头”、“美国独立战争万岁”等口号。而那些涌入大厅的人则异口同声地高呼：“控告埃克森！”

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号召抗议者把今天当做为“能源自立”而进行的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然后，我们走上街头，沿着200年前茶党走过的路线，向格里芬码头行进。沿途，数千波士顿市民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市民包括学生、蓝领工人、中产阶级，甚至整个家庭的人。当我们到达码头时，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原为娱乐用船）已停靠在码头，两万多抗议者在岸边同声高呼“打倒石油巨头”。抗议声淹没了精心策划的典礼。一队来自格洛斯特北部的渔船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直接驶向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而联邦政府官员和当地的权贵们正在这艘船上等待官方典礼的开始。伴随着成千上万抗议者的欢呼声，一些渔民登上并占领了这艘船，爬上桅顶，然后把空油桶—而非装茶叶的箱子—扔进了河里。第二天，《纽约时报》和这个地区的其他报纸都详细报道了在波士顿所发生的一切，所配的标题是“1973年属于波士顿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