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欧盟是否打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确保能源安全，同时，把欧盟建成21世纪世界一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欧洲委员会建立了一些部门和机构来鼓励发挥筒仓的积极效应，即项目与工程自主、独立，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完全隔离。这个现象并非布鲁塞尔独有。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很常见。由于筒仓思维没能在各部门和机构间发挥其积极性，政府降低了寻找协同优势和制订整体计划提高社会总体福利的预期。筒仓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先行项目的孤立。

巴罗佐和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努力促进各机构间的联合。这在贪恋权力、明哲保身的官僚体制中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这也会导致我所说的“总干事困境”—在一些部长级或国家元首批准的重要计划往下级部门传达的时候，其重要性、分量会变得越来越小，视野、范围都变得越来越狭窄，最终，它们陷入无数的诸如报告、研究和评估等琐事中。

我们和巴罗佐共同赴会，准备讨论怎样保持领先和如何解决筒仓效应的问题。其中，有几位成员积极地参与了欧盟科技建设平台的工作。这个平台是欧盟正式的关于公共/私人部门的研究倡议，它由主要企业和关键部门的代表组成，它的任务是推荐新项目，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

克劳德·朗格莱是法国建筑业巨头布依格公司的工程师，也是欧洲建设纲领的主要参与成员之一。如先前提到的，皮尔·纳布厄斯是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欧洲智能电网和由信息技术和能源与公共事业公司组成的欧盟科技平台的现任主席。他们两位都向巴罗佐指出，虽然欧洲36个技术平台间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合作，但现在它们之间鲜有交流。我们只保留了36个平台中的13个。因为每个科技平台的使命对于彼此的成功都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想设置综合性方案以引导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平台就需要进行整合。其中包括建设技术平台、智能电网平台、各种可再生能源平台、氢能和燃料电池平台、欧洲公路与铁路交通平台和可持续化学平台。综合起来看，这些平台代表了科技、工业和新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的某些部门。巴罗佐回应说：“进行整合吧，促进它们间的相互交流，然后，我们看看情况会怎样。”于是，我们立刻行动起来。2007年春天，我们召开了几次会议，就这13个平台间可能存在的合作进行讨论。

巴罗佐正尝试着将它们联合起来。但是，欧盟及各国政府并不重视绿色试行项目，深陷筒仓困境，并且毫无突破，其中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们并不清楚“突破”意味着什么。绿色试行项目之所以无法推行是因为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构想，这个构想将向人们讲述新经济革命的情况，并解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科技和商业模式是怎样融入更大规模的战略中去的。与会的商业领袖展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巴罗佐，抓住机遇，带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发。

在同年的早些时候，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发的基础就已经打好了。要使欧盟进行如此规模的变革—改变欧洲大陆经济的产业结构，开创新经济时代，就必须依靠德国这一欧洲经济引擎的支持。在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之后的几个月内，她就邀请我去柏林与一位德国顶尖的经济学家针对如何增加就业、如何促进21世纪德国经济的繁荣等问题进行讨论。我以询问默克尔总理问题切入阐述自己的看法，我问的问题是：“在一个严重依赖能源的时代，面对以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你会怎样发展德国经济、欧盟经济，或者进一步讲，发展全球经济？”（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油价已经不断上涨，2008年7月，油价突破每桶147美元。）接下来，我描绘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并表达了我对德国将在新经济时代引领潮流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