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6日，一个普通的日子。

临近农历新年。街上有热闹的征象，商店挂出大甩卖的红幅；肩大包小包的民工，往回家的路上赶；马路上，多了外地来的小客车，急急忙忙老鼠似窜，有急事要在年前办完，或是给相关的业务单位，和自己的人脉资源拜年。

天空灰蒙蒙。下雨。风吹得紧。让人想起雪来，随着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气候变暖，杭州人，是不太看得见雪。“断桥残雪”，多半只能在画片上赏。

我把领子竖起。

若是李清照在,得吟咏：“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阴雨天的早晨、傍晚,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用手捂鼻子——我的鼻窦炎，刚刚被控制住——去找HW医院的副院长、我的老朋友zhang。

1·16，幺幺六——按照时下的习俗，是个挺不错的日子，双倍要顺。我却遇上一点麻烦。

这些日子，我大便干燥，口干，体重持续下降。

我一直以为，我的这身肉骨，在135到140斤左右。这个重量，我足足控制了十多年。我身高一米七〇，应该说是很匀称。

大约几个月前，有人瞅着我说：“××，你瘦了。”还有说：“你真苗条。”起先，我不放心上，甚至还有些得意——爬上五十的人，“养尊处优”而不起肚腩，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单位里那些男同事，与我年龄相仿，甚至才四十几，不少都有“身孕”，三四个月、七八个月不等。据说，普京洗完澡，是要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一番的。他崇尚锻炼，会柔道，那身材，自然是一等。我与他年龄比肩，当然不及他“伟大”，东施效颦，浴后不忙穿衣服，对着洗脸台上的大镜子，上下照一遍，嗯，感觉还不错，虽谈不上熊腰虎背、“三角腰”那样的风姿，却也肩宽腰窄，看得下去。弯起胳膊，有椭圆形的疙瘩肉在游移。胸大肌，也是有。

用朋友送我、一直未拆封的体重秤，磅一磅，妈呀！怎么少去十来斤！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过一月再称，又减……平均每月递减两斤。我有点忐忑不安。医学常识告诉我，不明原因的进行性消瘦，不是好兆头。

此时，我的钟点工，体检查出糖尿病，她害怕极，要辞活。

（2月2日上午，打开笔记本电脑，打算写几个字，再上手术台。我的妹妹、妹夫们来了，只好作罢。随之是术后反应，精力不济，脑袋老也不清醒。一直到3月22日，才重敲键盘——）

我想，莫不是也得了糖尿病？

我们这个年纪，是很容易罹此疾——报纸上常警告。

我决定去检查。

上HW医院那幢法式老楼的第二层。

走廊里空荡荡，光线幽暗。当年通体是地板，如今换上了冷冰、坚实的水泥。

“副院长”指示牌下的门，紧闭。

敲敲，没反应。我等。

楼道东头，一个女病人在吼，说是手术把她做坏了。“还我的腿——！还我的腿——！”她哭叫着，中气很足。她坐在轮椅上，旁边有她的家属。一个穿灰制服的保安，压制着不耐烦，例行公事地劝解。不一会，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过去，劝她到会议室里去休息——那儿有沙发和水。她不听，又哭又擂门——她要找的那位相关负责人，应该在里面。

她的干号很可怕，在黑走廊里滚动，让人想起《简·爱》中，罗切斯特的那个疯女人，在府邸顶楼发出来的凄厉。

其实zhang，早就来了——在最东头，南面的院长办公室里。

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热情的人。

我等到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打他的手机。少顷，最东头的那扇门开，他出来，顺手把门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