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如潮的友情和关爱，包围、冲击着我。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的妹妹们，也大为惊讶了。她们原先以为我像个孤老头子似的，整天捂在家里写作，连个电话也不大愿意接，可能不会有什么朋友，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是免不了的。

月有圆缺天阴晴，有涨潮，自然也有退潮。那“风雨同舟，落雨逃走”的风景，也呈现。

1983年我发见乙肝，曾去温州气功疗养院栖住。有一位总是在晴天大日头下，炫晒呢质军服的团长先生说：“得了肝炎病，去了半条命，老婆要离婚，孩子要改姓。”家人的心性尚且如此，那做朋友的，遇着你有个“吓佬佬”（蛮可怕）的毛病走开，也属情理之中。

那时候，有位与我情同手足的朋友，我唤他为“小×哥哥”。他给过我许多热情的帮助，甚至有举荐之恩，我对此感激不尽。差不多每个周日，我从乡下的地质队回城，都要到他家里去盘桓上一天。嫂子爽气好客，忙起忙倒在那里做可口饭菜；一双小儿女，在我身上膝头攀爬，亲热得不行。“乙肝”驾到，我在电话里通知了他。他的安全防范措施，做得很到位，放下话筒，就再不见有联络的。病毒想搭载话线，侵入他身体的企图，也不能实现。

这次癌朋友光临，在医学知识欠缺或自我保护意识超强的朋友那里，自然又比陈年旧病更可怖。

前面提到的那位——不赞成我开“新闻发布会”的同事、朋友，交往了十七八年，还到他家住过，在盛邀下。就在“事变”的前几天，我在东阳横店影视城玩，他打进我的手机，说，要“聚一聚”。“会”后，他的信息，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远去不再现。那“会”，“不吉利”，不宜开，可以是一种主张；但事后来个电话，总是人之常情吧？

有位相交多年的玩友，他和他夫人，对我非常之好。我受过许多他们的恩惠。因为一次微妙的不快，我疏远了他。他锲而不舍地，给我发伊妹儿；一如既往地送往我一份赠订报；还通过我们这个出游团伙的一位漂亮美眉，迂回向我致意……我被感动。我的冷漠之堤行将松动。癌朋友驾到，人之将危，其胸也宽，我把变故通知他，并表达了先前对他不恭的歉意。他说，不要紧。还说，只要你叫一声，还像以前一样——喝茶、登山、游泳、驾车长途游。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影了。我曾嫌烦的伊妹儿，这回有点盼着它来，它摆谱不冒头。

更叫绝的是一位女士。我们交往“甚深”。她也是单身。她曾说，她看重我们的情分，“重于生命”。这让我感动得五内俱颤。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中止了“甚深”，但依然是很要好的朋友。联系频繁，互相帮助不辍。事发之后，她泣不成声，喊，“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在你身边。”这让我鼻子酸酸，几欲下泪。然而，冬天是来得意想不到地快。她的金身不再现，偶尔来一份伊妹儿，或是一个电话，犹之冬霾里，飘过来的星点雪花，“你还好吗？……噢，好就好，好就好。我很忙……下次再联系。”匆匆忙忙，那边一定有一匹狼，正在向她靠近。一向慷慨大方的她——在人际交往中，动辄以厚礼相赠——这回是响应政府“廉政”号召，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连“水”也没有。柏杨小说《秘密》里云：“一个人永远不要太信赖爱情，除非他够傻瓜。”我想，爱情这东西，是有的，只是它像野外百叶箱里的温度计，水银柱说上就上，说下就下。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铁哥”。原先，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与我“聚一聚”。有时候，是一周两次。“事变”之后，他即赠我一笔数目不菲的“善款”。说，你跑来跑去咨询、看病，打的费、油钱（自驾车）蛮“结棍”（厉害）的，贴补一点。他持续不懈地关心着我的治疗，络绎不绝提供医疗信息。我对此感恩不尽。但是，他却不再与我“聚”了。甚至有一次，我们同赴一个会场，我邀他坐我的车，他急急地婉拒。我知道，他是怕空气中和坐垫上有癌细胞浮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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