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老朋友的热情，凸显出来。

俞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煞费苦心地跟踪我到卫生间，硬是塞给一个信封（2000元）。他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得到目前的职业，也还没有几年，自家的日子，过得很节俭。他说：“你千万不能去！你去了，我们会感到空落落的……”让人热眼眶。

我原先的一位头（也是大学同窗、好友），从我发见癌朋友始，就持续不断地给我发伊妹儿，送复印件——那都是从网上、报章上搜寻下来，治疗肝癌的信息。为此，他不知道增加了多少阅读量。

有一位平时来往不密的“老三届”朋友，下岗的，经济拮据，去农家喝个茶，都要算算过。想方设法打听到我的住院处，送来红枣，说是补血；硬留下200元钱——这对她来说，是个大数目；给我烧“八宝粥”；不时地提供食疗信息。点点滴滴暖心头。

一位谈话颇不投机，我常避而远之的女同胞，得知我罹癌后，大哭一场，说，要“陪伴×××走过最后的日子”。打通我的电话，也是以号啕开场，说是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这真令我感动之至。大年初一的早上，她还与另外两位女士（也是我的朋友），去灵隐寺烧了香，为我祈祷。咳，×某何德何能，受此隆遇！

（4月26日写——）我初中里的几位女同学，36年前，从学校劳燕分飞后，只照过一次面——在同学会。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讲过一句话。她们看我来了，送上芬芳灿烂的鲜花。看上去，日子过得还滋润、光鲜养眼的她们，说了许多温馨的话。使我受宠若惊。

首次治疗后，我预备做孤家寡人，独自出游（我的癌朋友，吓跑了不少人）。那位为我洒倾盆雨的女士，和另一位——曾经与之一起上香的女同胞，来邀我共游。车子她们开，陪我登山，散步；在梅家坞的农人茶室里，品茗，进餐。我称她们是扶助弱势群体的“慈善大使”、“志愿者”。

我特别要提到两个群体，一个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们；一个是以时女士、汪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为我摄像、高歌者）为头的“老三届”朋友。他们中的不少人，我平时与之打交道，并不多。可他们，都把来看望、帮助我，邀我共同出游，作为经常性的节目。后一个群体，甚至还为我开治之后，迟迟不让他们来探望而生气——有朋友误传“圣旨”，把我“术后体弱，暂缓探视”的意思，“篡改”成没有截止期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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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咨询、拟定医疗方案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伊妹儿和电话进来，各种取自报章、电视、网络，和“道听途说”的信息，源源不绝地汇集，以至我都来不及消化它们。

双目失明的冷医师，是凭着电台，给我提供“名医”踪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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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许多新朋友，加入了援助我的行列——在一些“老庞（朋）友”作鸟兽散的背景下。

我们物管处的S经理，闻悉我的棉外套脱线———我本是要找洗衣铺缝的，她执意与小Z（物管处的另一位年轻小姐）来帮助我。还说，有事尽管找她。她们的上司——物管公司的一位主任，与我素不相识，听说要开“新闻发布会”，主动要求参与。就在餐桌上，他掏出手机，为我联系医生。

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也是发见癌朋友之后相熟的，主动提出上门为我义务注射。她原先在部队卫生队干过。我不好意思，再三婉拒。她还是来了，十几天，风雨无阻。也不管自己工作、杂务有多忙。有时候，都晚上七点多了，饭没吃过家不回，先到我这里来。

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杭州市癌症康复协会的诸位——他们都是由我的老朋友陈，在我开始咨询之后，牵线结识的——叶先生、金老师、孙老、张先生……他们表现了无与伦比的热情和耐心。在春节的繁忙应酬中，以及其后的日子里，经常被我占去大块的时间，接受近乎庭审式的反复咨询、盘诘。真是不好意思。他们的抗癌知识，极为丰富。我的治疗路径，差不多就是靠着他们指点，明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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