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4日写——）我打电话给大妹，说：“我想过了，这次手术，以及可能接踵而来的植肝，费用会很大。我不能老叫你们垫着，影响你们各自家庭的经济运转。再说，我一个人，住着这么大个房子（105平方），确实也有点资源浪费，物管、水电、泊位……费用也很高。等我动完这次手术，若安定下来（身体情况稳定），就把这房子卖了。还掉欠你们的款项，我到外面去租一套小点房子住。若是再逼促，就把车子也卖了。我想出去旅游，或做点其他自己想做的事（要花销）……”

我之所以迟迟没把这想法端出来，一是妹妹们不让提起，二来，我到底有点舍不得，目前的居住环境——是单位的公寓，物管正规，环境安全、整洁，有地下车库，房子大，在室内走动起来，到底舒服……另外，此地是市中心，购物、上医院、与朋友交往……都方便。这面子呢，也有点搁不下——要是搬出去——一下子“落魄”到那般程度，到底是有些狼狈。

现在想明白了，那是俗念的“执著”。我“富”得起来，也应该“穷”得下去。再说，现在的“穷”，只是相对的。

60年代初，在“自然灾害”中，挖野菜——在西湖小学读书，每天上学、回家的路上，到苏堤、西泠桥边，课间休息到学校的操场边沿。半夜里排队买青菜皮——与“乡下妈”（我的老保姆）。喝照得出人影的稀粥，吃地瓜干……得浮肿病。下乡插队的时候（16岁），一年吃不饱饭——在房东家里。后来住进牛棚也似的“知青屋”。“双抢”的时候，早晨三四点钟起来，到黑茫茫的江滩上，拨秧……早餐、中餐直到点心（下午两三点钟），吃的全是前一天晚上烧的饭。到了点心那一顿，那饭已然完全馊了，黏糊糊，异味刺鼻，还是往下咽。晚上，农家的青年都吃饱了饭，打着嗝，到我这里来“胡闹”（都是朋友），我还在煽煤球炉子呢，烟熏火燎，乌糟猫一只，总要到八点以后，才能吃上晚餐。五分钱的辣酱（一小碗），曾是我一个星期，从早到晚的全部菜肴——手里没有钱，自留地里、门前种的菜，全给“教育者”偷光了。离开农村之后，我打过铁（锻工——这可是老辈人口里的“三苦”之一，另两项是打鱼、磨豆腐），开过车床……结婚的时候，新房是自家垒的，不足十平方的“违章建筑”……先生们，现在的“穷”，仅仅是失去一点“体面”。营养仍旧充足，热水、空调、煤气、彩电……还是不会少。

大妹说，你的方案，可以考虑。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说实话，几个姐妹，虽然筹这笔钱，不成问题，但是不会有那么多闲钱，搁在家里。有的是拿不出来的——在投资里运转……不过，你现在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安心治病。我们会解决好的。你想到哪里去玩玩，有什么花销，尽管用，都没有问题的。

过了两天，她打电话来，说姊妹们商量过了。大家说，到你像X医师（一个非常成功的肝癌康复者）那样了，如果经济还紧张，再考虑卖你的房子。大家都说，你住在现在房子，各方面环境都比较好，物管熟悉。房子大，到底舒适宽畅。比搬一个新的地方，肯定要强。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商量过了，预备把爸爸在××路的那套住宅卖掉……

老爸现在与二妹住在一起。

在我的印象中，老爸像葛朗台。抠门得很。早几年，虽然有着离休工资，还有一笔数目不菲的存款，可是一分钱也不肯拿出来花。吃、穿、用，雇保姆，全是妹妹们张罗。空调旧了，就说：“不灵光了……”妹妹们就到店里去搬一台新的。钱，他说是“我付”。但是说过就等于做过了。直到最近几年，才肯把离休工资拿出来花。

大妹说，我们对爸爸说：“阿哥在生病，很重（癌症始终没有告诉他），需要钱，我们打算把××路的房子卖了。你的生活和住房，我们一定会给你安排好的。”

老爸会怎么回答呢？我想一定是颇费周折的。不同意，也在意料之中。

没想到！——“爸爸‘嗯’了一声，点点头。”

他竟答应得那么爽快！什么话也没说！

诸位朋友，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涕泗交流。

曾经为了一件有关经济方面的事，我觉得他做得有损亲情。我非常地生气，甚至恨他。直到这几年，老爸老了，身体也不那么健全了（脑血栓留下行动不便），我才慢慢地不记仇。对妹妹们说：“算了，好生待他吧。”其实，妹妹们比我宽容得多，吵了几句，该做的全都做，一直对他服侍得很周到。

在我的记忆中，我与老爸之间的父子战争，从我当上工人（18岁）开始，直到母亲去世，就没有断过。我们总是为那些“天下大事”，争得面红耳赤，怒火中烧。

他愤怒得要“拿刀劈死”我。

当我有了妻室之后，当着妻儿的面，呼哧呼哧喘粗气，改为要把什么东西“砸了！”

事实上，他既没有到厨房里去拿过刀，也没有摔过一个玻璃杯。

到头来，总是母亲沉下脸来，敲敲桌子说：“吃饭，不要谈政治！”

母亲是我们家最具权威的人，她这么一说，老爸和我，就如秋后的蝉——哑了。

老爸的巨掌，只掴过我一次。那是我读小学一年级。

一天傍晚，老爸在对老妈说：“我们准备到××去玩……”我说：“不对，那应该叫旅行！”老爸看了看我，一巴掌抡起来，我摔出去四五米远，一侧的脸蛋红肿起来。

长大后，我知道，他的火并不是完全冲着我来的。那时候，他在省委某部工作，受够了那帮知识分子专业干部的“鸟气”。他出身“贫农”，虽然酷爱读书，可是小时候穷，没读过几天书。50年代初，上过几个月的“工农干部速成班”，错过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靠着自己“参加革命”以后的勤奋，读书看报，写个报告之类的，还拿得下来。当然，那字是不能恭维。文理么，还通顺。他一心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以偿自己缺文化之苦。可是，没想到，他的儿子，才读了几天书，就想教训他了——如同那帮“臭知识分子”，这太伤他的自尊心了。

父母除了尽量满足我们兄妹五个的衣食外（还要赡养奶奶及双方的穷亲戚），父亲是极力想把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培养成出人头地的人的。他鼓励我努力学习。记得在西湖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住北山街×××号，临湖的房子，一个夏日的傍晚，他问我：“××，你小学读完做什么？”“中学。”我答。“中学读完呢？”“大学。”“大学毕业呢？”“去留学！”我迅速、果断、充满自信的回答，使他非常地满意。实际上，这都是他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