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以上引用的文字来看，“不易、流行”的含义尚不能充分看出，而该书中的另一段文字则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翔实的论述，其中有云：新鲜是俳谐之花。不新鲜的俳谐，给人的感觉就像不开花的枯树残枝。先师尽心竭力所追求的，就是俳谐之花新鲜的芬芳。

看到新鲜的俳谐之花，俳人无不悦之；蕉门弟子及其他俳人同样孜孜以求。不新鲜就不会被追求，也不会流行。因为新鲜，所以总是被追求，俳谐才能切近自然，从大地上开放新鲜花朵。

“山上明月亮，山脚云烟白苍苍，山下田野雾茫茫。”先师的这首发句，实为万古不易之姿。“棉田明月下，疑是月之花”，意境清新。

先师芭蕉说过：“乾坤变化乃风雅之源。静物其姿不变，动物其姿常变。时光流转，转瞬即逝。所谓留住，是人将所见所闻加以留存。飞花落叶，飘然落地，若不抓住飘摇之瞬间，则归于死寂，使活物变成死物，销声匿迹。”

关于俳谐创作，先师说：“看到外物的瞬间的形象，就要让它永远留存心中，不使消失。”又说：“将瞬间的感兴直接表现于句作，是一种方法。”先师的这些话，讲的都是如何入境，如何抓住变化不定的外部对象，并表现于俳谐句作之中。

在俳谐中，有“作句”与“成句”两种。内心不懈修炼，感物而发，应物而生，又带情感之色，谓之“成句”。内心修炼懈怠，不能自然而成，以一己私意苦思冥想，是为“作句”。（出处同上）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被怀疑是支考伪作的《二十五条》，作为芭蕉的传书，“不易、流行”的概念完全没有出现，这不禁令人感到奇怪。现在再看看这部《三册子》，全书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虚实”的概念及相关问题，这同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把“不易、流行”归于“风雅之诚”的想法与“俳谐就是巧妙地制造谎言”这样一种想法是相矛盾的，这一点恐怕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然而，即便如此，正如在《幻住庵俳谐有耶无耶关》和《二十五条》所见到的那样，“虚实”论如果原本就是芭蕉俳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三册子》中丝毫没有提及，我想这一事实是决不能轻易忽略的。当然，这是权且将《幻住庵俳谐有耶无耶关》和《二十五条》作为芭蕉的遗著或近似遗著的东西而得出的看法。如果把这个看法彻底加以否定，那么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不存在了。即便这两本书并不是芭蕉的遗稿，那么也至少是比较忠实地表现了芭蕉的思想的一个侧面。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就未免过分了吧。在后来支考的俳论中，所体现出的关于“虚”“实”的哲学思考，是对“虚实”论的进一步展开，即便这已经超出了芭蕉本人所思考的范围，但我认为从根本上看，支考所谓的“游于虚实之间”实际上也是芭蕉最初就有的看法。不过，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两书中关于“虚”“实”问题的不同解释来看，《幻住庵俳谐有耶无耶关》当中的“虚实正”的提法，与《二十五条》中晦涩的说明，不能不令人怀疑那无论如何都像是支考自己的看法。然而另一方面，在声称忠实传达芭蕉思想的《三册子》中，却丝毫不谈“虚”“实”问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虚实”思想在支考那里具有一种哲学的意味，并且被某种程度地深刻化、晦涩化了，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当中还将谈到，在此暂且不论。就一般意义而言，“虚实”论作为艺术论的根本问题，具有朝着“假象”和“实在”之类的美学概念发展的倾向性。然而，在最初的俳论当中（例如《幻住庵俳谐有耶无耶关》等）所考虑的这一概念，仅仅是虚妄和真实之间对立的意思。这一问题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和历史背景的。从语言层面而言，俳谐是从连歌当中分化而来的文学样式，原本就与“滑稽”“谐谑”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在蕉风确立之后，则强调俳谐是一种严肃的、艺术性和精神性的文学样式。而且，土芳在其《三册子》当中，先是从俳谐史的角度赞美了芭蕉的丰功伟业，再从“诚”这一概念的角度，强调要尊重芭蕉俳谐的根本精神及俳谐艺术的严肃性，同时也努力说明蕉风和此前恶俗的滑稽趣味的俳谐是完全对立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与“滑稽”与“严肃”相对立的“虚实”问题就没有引入其蕉风俳论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