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幻住庵俳谐有耶无耶关》序文是否是芭蕉本人所写，无从得知，但其中确有“外表显谈笑之姿，内里含清闲之心”的说法。即使芭蕉反抗传统，强调作为艺术的俳谐所具有的严肃性，但俳谐依然是俳谐，俳谐具有独特的艺术特性。换言之，只要不是完全无视俳谐本来的性质，它就要以某种形式将其性质显示出来、存在下去。所谓“谈笑之姿”指的是“滑稽”的意思。然而在蕉风俳谐形成之后，“谈笑之姿”与早先“贞门派”和“檀林派”俳谐中低俗卑微的“滑稽”是大异其趣的。毋宁说，蕉风俳谐更强调“闲寂”。但依我看来，尽管乍看上去或许并看不出滑稽的因素，但蕉风俳谐却仍然含有“近于滑稽”的一面。这一点作为俳谐的本质特征，是一直残存在蕉风俳谐中的，也是构成俳谐本身独特性的重要因素。被认为是芭蕉名言的、体现芭蕉俳谐本质的“将俗谈平话雅正化”这句话，就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这个意思。当然，“俗言”本身还不能直接成为滑稽的因素，这是与和歌、连歌当中所谓的“雅言”相对而言的，但我想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蕉风俳谐确实具有一种玩笑式的、不拘谨、不死板、类似于一种滑稽感的艺术效果。即便在用语上完全不使用类似于俗言之类的词语，那么俳句当中也仍要透露出它那独特、奇警的观察，在其表现方法当中，也仍然含有一种轻快的滑稽意味。将闲寂趣味和艺术的严肃性这两者极度加以发挥，就会使低俗的“滑稽”、“谐谑”趣味受到过度压抑，其结果就是将“滑稽”、“谐谑”的因素压低到最低限度，于是便产生了基于“俗谈平话”的“俳言”乃至“俳题”，以及相伴而生的特殊的表现方法。在这一点上，俳谐不同于和歌，形成了它的根本特色。对此，无论是蕉门俳谐，还是在后来众多俳人的俳论中，都有着明确的自觉认识。我可以试举一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后来一位名为白景鸟醉的俳人，其弟子将其俳论记录成《俳谐增补提要录》一书，其中有言：“老师常说，发句的句题应字字斟酌，首先，春季之题‘梅’‘柳’‘莺’，此乃和歌之题，而‘灌木丛’‘风筝’才是俳谐之题。歌题之中，要有俳谐之力；俳谐之中，要用雅言，方可得其风流。‘梅花飘香，引出太阳升起’，可谓有俳谐之力；‘黄莺啊，飞到檐廊下，朝面饼上拉屎啦’，用语平俗而有冲击力。又，‘风筝不消停，黄昏仍朝天外飞’；‘女儿节摆出的人偶，透出古代女子的容颜’诸如此类的俳谐，因用雅言，便有古意，但仍让人觉得此乃俳谐。”（《俳谐丛书·俳论作法集》）从这个角度来看，唯然的“梅花枝啊，还是在月光下折取吧”这样一首俳句，使用了少量的俗语和特殊的句法，巧妙地表达了一种直接的实感。我觉得，白雄的“人在恋爱中，点灯看落樱”这样的俳谐，和这一句加以比较，不如说更带有和歌的趣味。

然而，这是从俳谐的艺术形式的分析中所看到的歌题与俳题、雅言和俗言之类的区别。而要从整体上考察其审美内容，则会看出枯淡、闲寂的趣味和俗谈平话的因素中所残留的潇洒、轻妙的趣味，两者浑然一体，形成了一种俳谐趣味。例如，同样是表现闲寂的氛围，“古池啊，一只蛙蓦然跳入，池水的声音”和“鸟儿栖枯枝，秋末黄昏时”这样的俳句都具有浓重的汉诗趣味，其审美内容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因此，总体上看，在这样的意义上，无论蕉风俳谐如何强调其严肃的艺术性，从其根本上说，俳谐本身的构造中，除了一般艺术样式中的“假象”与“实在”的对立之外，仍然更普遍地包含着“俗”与“雅”，或者说是“戏谈”与“正经”“滑稽”与“严肃”之间的对立统一。因此，“虚实”这一概念的多义性及其相关问题，与俳论的根本问题，具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这样看来，在芭蕉之后各种各样的俳论中，关于“虚实”问题的探讨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系统，一种是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加以展开和强调的，另一种则相反。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话，那么前者就是“正风派”，即不拘泥于历史上作为个人而存在的芭蕉的俳风，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一般俳谐的艺术本质上加以反省、讨论和考察；与这种倾向对立，后者则尽可能尊重芭蕉本人的传统，比起俳谐的一般问题来，更重视芭蕉的俳谐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比起“虚实”论来，自然更加重视芭蕉本人所主张的“不易、流行”论并将其加以具体展开。（莺笠在《芭蕉叶书》中也说：“‘不易、流行’之说不是古说，而是芭蕉翁的发明，实为天才之见。”）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将此作为一个结论提出来，仅仅是尝试着在这个假定之下，对其他的俳论思想加以检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