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集》中有“俳谐”之名，实则《万叶集》时代已有此体。然“风情”只是“风情”，“风姿”只是“风姿”，“姿”与“情”偶尔相遇，但也不能强之曰“姿情”。这是古人的情形。汉诗、和歌、连歌、俳句也有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谁人特意所为，而是自然之理，正如春暖花开，秋末叶落一般。

这种说法，使人感到与“不易、流行”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是，从根本上说，这里论述的只不过是“姿”“情”的历史变迁问题，而“不易、流行”的字眼，在《新旧论》中，自始至终都看不到。

我们再看看《俳谐十论》当中的《变化论》，作者一开篇就写道：俳谐之变化，乃世间法则。正如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万物变动不居之理，大者指天地变化，或见雨而喜，或见风而悲。春来花开，秋去叶落。变化乃天地之常，变化之巨，人有所不知。此处所说的俳谐之变化，大者指古今之变，小者指一卷之变也。

接着就是该篇的内容，主要是对一卷当中的唱和变化的方法做了具体论述，也就是所谓“有心附”“会释”“遁句”等之类的问题。因而此处所谓的“变化”，不外是指连句中的“变化”的意思。这一点与俳谐的特殊技法有关，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与蕉门的其他俳论书中的“不易、流行”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在支考的文章中，能使人想起的最接近于“不易、流行”论的是《葛之松原》中的一段话，但这段话也不是从“不易、流行”的角度说的。支考说：

以古事构思，则古事亦新，句子亦奇。须知此乃所谓不变之正道。追新求奇，虽不能说是有何不好，但人心喜好变化，究竟要踏上哪条道路，人常以此为苦。

可见，在支考的许多俳论书中，似乎都在回避“不易、流行”的概念，令人感觉他是故意如此。不过，这是就《俳谐大系》所收支考的主要俳论书而言。据我所知，《支考全集》中的《东华集序》有一段话虽然非常简单，但也表明支考并非完全没有触及相关问题，他说：“发句可以分为真、行、草三种；不易、流行分为两种。”又说：“所谓‘不易’，就仿佛古代保留至今天的黄金；‘流行’，就仿佛用金银写在纸上的文字，随着时世推移，或用或不用。”这个比喻的说法触及了相关问题，但在他的俳论中却始终不是一个主要或重要的问题。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虚实”论却作为支考俳论中的最重要的根本思想，加以突出强调。他以自己那特有的具有玄学色彩的、极为晦涩的表述，来表达自己在这方面的哲学思考，同时又以此展开了自己的姿情论、本情论、风雅论等。《俳谐十论》中的《虚实论》一篇，极其晦涩难解，他时而说“虚实的虚实”，时而又说：“以虚为先，有天地阴阳；其实为后，有君臣父子。”还说：“应居于虚而行于实，而不可居于实而行于虚，此乃白马佛法第一义。人之所居之处，可谓大学，此岂非大学之纲领乎？”“明德之明，是说虚实；新民之新，是说变化。”诸如此类的夸张之词处处可见，至于其内容，我认为在此不必加以讨论。至于将“居于虚而行于实”作为芭蕉的根本精神，并视为所谓白马佛法第一义，这恐怕是支考的最重要的观点了。他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不太清楚，但后来他在与露川争论的时候，写了一篇《口状》（一名《责露川》），再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责露川的俳谐是“居于实而游于虚”，他写道：你首先不懂“虚实”。你的俳谐是居于实而游于虚，将来必遭人诟病。你所知道的只是“信伪”。所谓大道之虚实，大者，是将天地未开称为“虚”，天地已开称为“实”；小者，指的是一念之生与未生，此乃心法，靠念佛无济于事。做个简单比方，你居于夫妇之“实”，却觊觎别人的老婆；我游于虚，却也没有非分之念，一旦有，则是猫狗不如之行径。这里须知虚实之前后，居于虚时，对女性的不忠实也不怨恨，这是因为知道五论（“论”疑为“伦”）之虚的缘故。即便羡慕他人之妻，也是行世法之实，谅不会为他人所指。此乃大道之动与不动之事。以其重大，故而无用，此与“信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