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颇为奇妙，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支考的根本思想与“居于实而游于虚”这种一般人比较易懂的想法恰恰相反，他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居于虚，而行于实”。也就是说，从现实或者实在的背景上去看待美和艺术之假象，那么这一假象就不是虚，而是人类生活现实背后的一种形而上的、类似于“虚无”的东西。洞察之、达观之，以超脱的心境处世，就是俳谐的根本意义。芭蕉所具有的佛教的特别是禅宗的心境，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芭蕉俳谐的根本精神也由此而产生。如果支考是这样解释的话，他的人格和故弄玄虚的问题又当别论，只就其思考的锐利程度而言，却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

我虽然对支考的“虚实”论的一个方面做了上述的理解，但另一个方面，它与“华实”论相联系，进而又与“姿情”乃至“本情”和“风雅”有密切的联系，更可以使我们意识到“滑稽”与俳谐之间的根本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俳论当中“虚实”思想的根本，就在于俳谐与“滑稽”之间本质的、历史的必然关联。正如土芳在《三册子》当中所论述的那样，对“风雅之诚”的强调，与其说是俳谐的一般本质，不如说只是凸现了芭蕉俳谐的本质。由于这样的限定性，所以“虚实”思想在《三册子》中就没有发展余地了。而现在我们对支考以“虚实”论为中心的种种俳论进行考察的时候，就会一定程度地注意到俳谐与滑稽之间的本质关系。而且，我认为支考是以一般的俳谐本质论为背景，来考察蕉风俳谐的特殊本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葛之松原》。正如胜峰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本书还是作为“年轻而又单纯的蕉门一弟子”的支考对师说的比较忠实的记述。虽然已经有了“华实”论的萌芽，但并不包含着后来向“虚实”论过渡的任何迹象。因此那里也没有涉及滑稽与俳谐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该书在开篇的时候举出了芭蕉的《古池》之句，提出“晋子主张把‘古池’置换为‘棣棠’会如何？”并写道：“想来‘棣棠’这个词虽然也很风流华美，但还是‘古池’这个词较为朴素、较为‘实’。‘实’贯穿古今，但是‘华’与‘实’二者，则成为此时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正如上文所说，在那本《幻住庵俳谐有耶无耶关》当中，作者把“古池”与“棣棠”的对立，看成是“不易”与“流行”之间的对立，而在这里则又视为“华”与“实”的对立。倘若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解释，那么可以说，支考在《葛之松原》的立场一方面是忠实于师说，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向“虚实”方面发展埋下了伏笔。他回避了“不易、流行”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而以“华实”问题取而代之。假如可以这样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支考俳论思想的演变发展中，“华实”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续五论》当中有一节《华实论》，后来的《俳谐十论》当中又进一步发展为“虚实”论。同时，从蕉门俳论的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华实”论是“不易、流行”论与“虚实”论之间的一个结合点。

要而言之，支考俳论的中心就是“虚实”论。“虚实”论的内容一方面受制于“滑稽”与俳谐之间原始而本质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受“华实”论乃至“姿情”论等各种问题的制约。现在，我们再对文本加以简单考察，看看支考是如何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来解释俳谐的本质问题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探讨“寂”的概念及其内容构成。

《续五论》当中开篇就有《滑稽论》一节，然而在那一节当中，对于俳谐和滑稽的关系本身并没有做详细解释，其内容主要是“本情”与“风雅”之间的关系问题。开篇有这样一句话：所谓俳谐，当有三种。花月风流是为风雅之体，趣味乃俳谐之名，闲寂乃风雅之实。若不具备此三者，则俳谐只是世俗之言。同样的话，在《俳谐十论》当中也有多处表述。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