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第四道奏疏后不到一个月，五月二十四日叶永盛上了第五道疏。与此同时，浙江巡抚也上疏说浙江的盐税增加两万就已够多了，为了保证民生，应该按季度分批次交给宦官们主管的内帑。叶永盛这第五道奏疏，基本上属于胆战心惊的自我表白。因为，三个月前两浙盐场的1.6万两白银已经送入内帑之中，可万历没有任何回音，也没有签收的凭据，叶永盛认为肯定是万历生气了，嫌银子少，或者内官私吞了。

最终，万历皇帝下旨：高时夏以前的奏盐是胡说八道，两浙确实无余盐。但既然我下了旨就不能白下，你们多想些办法给我凑够2.6万两，分夏秋两季交给内帑。

因为盐的利润极大，通常净利润都在200%以上，因此，引得万千权贵竞折腰。首先进行搜刮的就是皇帝，正如上文所说。其次就是各方权贵。这种事情在明朝中前期就出现过，但因为朱元璋父子时代，法律比较严苛、对宦官的约束较为严格，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自成化年间开始，宦官巧取豪夺的案例越来越多。

本来皇室、王府、官员等政府已经给了相应的食盐配给。但自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讨盐100引尝到甜头后，又于十七年（1481年）再次奏讨1000引。成化年间，各藩王讨盐的数量一般在1000引左右。即使只按照小引制度，1000引盐也是20万斤，显然这么多盐是吃不了的。那么多出来的干什么？私卖。

随着私卖现象越来越普遍，到了弘治年间，藩王们讨要的数量则十几倍、几十倍地增加。弘治四年（1491年）兴王奏讨1万引，两年后将纪录大规模刷新的人是靖王，他一下子就要了10万引。其后的弘治皇帝是明君，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或明或暗的制止。从此以后，再次恢复到了千引时代。

自成化三年（1467年）太监也开始进入私盐运输领域，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的留守宦官覃力朋贩私盐达到了10万引，得银500多两，甚至武装走私。一次，甚至殴打巡检典史，打死税务官员一名。虽然有刚正廉洁的宦官汪直出面将覃力朋抓捕问罪，刑部也以贩私盐和拒捕之罪判了死刑，但在皇帝的过问下没有被处死。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宋玉偷卖长芦盐于两淮处10万引开始，太监们则公开进入了卖私盐的队伍。

成化年间，唯一被处罚的太监就是熊保。因为这小子打死了人，不知道被害者是什么背景，最终惊动了东厂太监，熊保被发配到“南海子”做了“海户”。成化年间太监因为卖私盐打死了人还会受到处罚，但到了万历年间，高寀害死了上百条人命，甚至吸食童男童女脑髓，仍然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