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楠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一个年轻女孩的死讯就这样因这一个她生前所发出的终极疑问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杨元元的家人认为是学校持续地不留情面地驱赶杨母，才让杨元元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最终走上绝路。此外，校方人员救助不力，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而海事大学随即发出声明，称让杨母离开宿舍是学校的合理规定。而且他们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来帮助她们母女，比如协助她们寻找出租房。事发之后急救和善后的工作也是规范和人道的。

杨元元的决绝离去，或许已让我们无法去探知事情的真相，而有关责任归属的纠纷也在短暂的冲突后尘埃落定。所以我们更想知道，谁是杨元元？她又是如何走过了这短短三十年的人生历程…… 1979年，杨元元出生在湖北枝江一个山区的兵工厂。父亲很早就因病去世，她和弟弟一起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日子相当清贫。望瑞玲说，当时她们居住的房子整天掉泥，都没有能力整修。杨元元的弟弟杨顺顺也回忆，母亲上班的时候，姐弟俩的午饭常常是辣酱就馒头，因为没钱买菜。

杨顺顺：如果值夜班，她（杨母）一夜都不会回来。但是如果她在家的话，会给我们炒一小盘肉，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吃菜。其实我们懂事很早，看到母亲每次都只吃旁边的白菜不吃肉，当时我跟姐姐都不说，但是后来等她把菜端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默契地先把白菜吃完。这样她来一看白菜没有了，我们就说那你也吃点肉吧。

望瑞玲：我记得有一次我姑娘想吃鱼，说吃鱼会更聪明一点。我当时没有给她买，说等几天吧，等过几天再给你买。那时候离发工资还有五天。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4岁，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姐弟二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支持我和弟弟的学业，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

——杨元元日记望瑞玲说，由于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而丈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化工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她始终希望一双儿女能够有出息。杨元元上学以后自觉努力，学习成绩一直特别突出，性格也活泼开朗，爱好体育，是学校各项活动中的活跃分子。

杨顺顺：她那时候戴着大队长的三条杠回来，当时我还蛮羡慕的。一说周日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她马上就会出去找人，先找下面的中队长、干部，干部再去召集其他人。我就觉得，她特别像一个领导。

望瑞玲：我姑娘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第二都没考过。她是高中团支部书记，读高三的时候，还作为榜样去给他们高一的同学讲话。 1998年，杨元元参加高考，成绩优异，成为全厂区第一个能上重点大学的人。由于当地某个领导的孩子曾经通过关系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杨元元立志学习法律“为穷人做主”。她本想报考大连海事大学学习海商法，但母亲考虑到路费的问题，还是决定让她上离家较近的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

杨元元上大学后，望瑞玲二百一十五元的月薪更显得捉襟见肘，她开始在厂区摆小摊。由于不忍再向家里要钱，杨元元也开始超负荷地兼职和做家教。为了节省路费，做家教的时候她常常是步行往返。

而平日在学校里，杨元元还要同时打两份工：打扫教学楼，在食堂清扫垃圾。不少武大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陈晓楠：这个活其实是挺重的。

望瑞玲：是啊，很累，她那会儿歇一下就瘫在床上不想动了。可是那时候干这些能吃一顿免费饭。

陈晓楠：就为了一顿免费饭。她跟你诉过苦吗？

望瑞玲：没有，从来不诉苦。她在大学期间没找我要一分钱，放假也不回来，让她回来也不回来，就在学校值班。听别人讲，其实上大学应该是年轻人最快乐的时光，同学在一起玩啊什么的，但是她都没有参加，因为没有时间。给妈打完电话后，我真的很难受，想到母亲终日辛苦，在买菜时与别人计较一毛两毛，我的心便在滴血。每每想到这些，我便会计较自己的消费用处，我便会很在乎自己的努力学习。希望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大声对妈妈说，我有钱，够自己花。

——杨元元日记杨元元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给母亲，并支持弟弟求学。懂事的她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来自城市的同学们衣着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别人所赠，且单调陈旧。望瑞玲说，女儿对此并不介意。

望瑞玲：她们宿舍有三四个人条件蛮好的，一件衣服她们穿了几回不要了，就问元元，你要不要？元元说要。

陈晓楠：她也没有觉得自卑。

望瑞玲：没有。因为当时觉得未来会好起来，大学苦几年就苦几年，所以别人给她衣服，她都无所谓，不会觉得被瞧不起。刚进入大学时，杨元元也曾经梦想当老板，挣许多钱。但后来她发现，没有资本基础，这个梦想难以实现。于是，在勤工俭学之余，她又跨院学起了法学，决定延续最初的理想，“今后要给穷人维护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