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时，自己对法学非常感兴趣，而武汉大学自由的学风，也欢迎学生们旁听。我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优秀老师的法学课程，让人如沐春风，这坚定了我当一名法律人的理想。

——杨元元日记 2000年，弟弟杨顺顺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这让杨元元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但就在这一年，兵工厂要搬迁，在新址需要交三万五千元才能得到一套住房。望瑞玲拿不出这么多钱，而老职工们纷纷搬走，处于封闭山区的兵工厂周围，又没有其他的生活社区，望瑞玲的小生意难以为继。不久，他们居住的老职工宿舍801栋又因为是危房被拆除了。于是，无家可归的望瑞玲决定去武汉和女儿会合。就这样，她住进了女儿的宿舍，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在武汉留了下来。

陈晓楠：两人住在一张床上？

望瑞玲：嗯，好窄，那个床只有两尺二，蛮挤的。她们宿舍有7个人，我跟她两个人睡在一起，我当时的工资连租房子都不够。

陈晓楠：当时一个月挣多少钱？

望瑞玲：当时还没退休，两百多块。按照当时的情况，租房子最少要两百五，那我就租不成。跟着我姑娘能减少住宿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来说，我在武大可以做点生意，摆个小摊卖卤鸡蛋，卖橘子，卖豆皮，一天也可以赚个十块二十块。靠着在武大做小生意，望瑞玲勉强能够维持生活。杨元元在上课和打工之余，也常常去帮母亲摆摊。几个月后，武汉大学同情母女俩的际遇，为望瑞玲提供了一间闲置的宿舍。一家人在武汉有了一个不太正式的家，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

望瑞玲：白天就在学校给的房子里给他们做饭。儿子、姑娘都来吃，几个一起学法的都跑来了，有的喊我老妈子，有的喊老太太，有的喊老阿姨，因为我的岁数好像比她们妈妈大一些。她们都到屋里来吃饭，说哎呀，老妈子的菜做得好好吃。

杨顺顺：我刚进校的时候，她常常过来找我，我们一起散步。她大三的时候，还没有找工作的压力，就常常教育我，说要去竞选班干部，要去参加学校的社团什么的。那时候蛮开心的。因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杨元元在毕业时有资格被保送研究生。据同学说，那时的她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没有关系，最终她的保送名额竟被他人顶替。

仓促之下，杨元元参加了考研，结果遭遇失败。而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贯优秀的她此后的人生竟会一路向下。

2002年考研失败后，杨元元不得不开始找工作。而此时，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仍欠学校三千九百元的学费，她没能按期拿到毕业证书，找工作屡屡碰壁。望瑞玲：她没有毕业证，后来我和她一起到东莞，有个单位要她，当时要我们拿毕业证，我们拿的复印件他不要，后来我们就只好走了。

陈晓楠：这三千多块钱一直还不上？

望瑞玲：是的，一直还不上，一直到2007年，我姑娘当家教，给别人代课代多了，才把她自己的学费还了。此间，也有一些小城市的工作单位认可杨元元的学历。枝江和广西青州的两份公务员工作，杨元元都曾经考取。但因为一直以来的期望就是留在大城市，一家人商量之后，还是决定放弃。

杨顺顺：小地方的工作还不错，轻松，钱也多，但就觉得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你又回去，那这一辈子可能就在那里待着了。像我同学也有去那样的地方的，但是你会觉得本来我好不容易从那个地方跳出来了，现在又得回去待一辈子。

虽然在大城市找不到稳定工作，生活艰难，但杨元元仍然苦撑着当初的梦想。带着母亲，她找了一个月租三百元的老房子住下来，继续在城市中奔波。

此后，她在一家培训中心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教幼儿英语，月薪八百元，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武昌和汉口之间来回。工作之余，她就到母亲摆摊卖袜子的跳蚤市场接望瑞玲的班。在喧嚣的市场里，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中途休息的时候，还会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下午家教回来，风雨交加，且马路上的交通全部瘫痪。我见缝插针，从车辆间少有的空隙穿过去，风一个劲儿地往裤子里钻，我冷得全身发抖，真的，每一分钱得来的都不容易。

——杨元元日记望瑞玲：往脸上抹的东西，我和她两个人都没有买过。到现在用的只有洗发精，因为她头发蛮长，我说你买一瓶海飞丝，买一瓶好的，她都不买，还是买最便宜的，十块钱一瓶一千毫升的那种。

杨顺顺：我给她带了一个包回去，两百多块钱在商场里买的，一个白色的包，因为我想女生逛街都要挎一个比较漂亮的包。后来去收拾遗物的时候，这个包还放在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从来没有用过。一方面省吃俭用维持生计，一方面努力打工偿还亏欠学校的学费。与此同时，杨元元还鼓励原本只打算在本校读研的弟弟考取了北大研究生，并积攒了四千元钱给弟弟贴补上研究生的费用。尽管日子并不轻松，杨元元还是期待着转变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