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做地里的活，晚上逮蝎子，家里的活晚上加班干，有时还要下黄河捞草卖钱。前年遇上发大水，险些丢了命。地里回来，饭没熟，赶紧提着笼拿着镬到沟里挖药材，挖一点是一点。”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靠着这种几乎是拿命换钱的方式，这位母亲已经供出了两个大学生。不过，也数次和危险擦肩而过。有一年为了给孩子凑够学费，她半夜跑到山沟里捉蝎子，结果摔断了手臂。

党宪宗：胳膊摔坏了，娃娃哭着说，妈，我不上学了，你看你为了我们上学你累成这样子。他妈当时气炸啦，随手把俩娃一人扇了一个耳光，你说啥？叫你说！你不怕，只要有妈在，你们大学就要上。（她说）现在我大女儿已经工作了，第一年工作的时候回来，给我拿了三百元钱。我说以后再不要给妈钱了，你每年过年回来的时候，给妈买一身新衣服，再给妈买点饼干放在桌子上。新衣服妈穿上，到村里边一转，对人说你看我供大学生，娃给买的新衣服。饼干我放在那儿，一个是我爱吃饼干，再一个，村里人来，我把饼干给散散，（告诉别人）这是我娃给我买的。你看多荣耀，多光荣！你不要给妈钱，你给了妈钱还没人知道。

在2003年7月到9月间，党宪宗一共走访了110个农户，做了100个小时的录像，300个小时的录音，花了一共五万元。但总结下来的另外一些数字，让他感到更加触目惊心。110户农户当中，11个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供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

震惊之际，一个到处给儿子借学费借不到而意图自杀的母亲，在绝望之中奋起呼喊出的口号，也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党宪宗的耳边。党宪宗：她回来已经晚了，走到乱坟岗那儿，她真想我就不如死了好，躺在这清净地儿，也没谁管，世上这事就了了。但是她转念一想，这不行呀，我娃还在上大学，还没毕业，媳妇还没娶，以后工作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我不能死，我当妈的责任还没尽完。她回来以后就咋办？拉着架子车，走村串户到处跑着卖西瓜。结果有一天下大雨，到了她村口的那坡上，她拉着架子车上不去。她最后咋办？她就一边拉着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咱们的儿子去争取胜利。你看她说的，为了儿子去争取胜利，结果硬把架子车拉上去了。

带着一身疲惫和感慨万千，党宪宗脚步沉重地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所有苦痛的父母们的面孔，一一涌上他的心头，让他无法释怀。

我每到一个村庄，只要有在高中或大学上学的学生，这些家庭都在喊：“学费再重，累死我们，也要供儿女上大学，让儿女走出农村去，再不要像我们受苦受累了！”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于是，回到县城之后，家里人发现党宪宗好像变了一个人。他撇下繁忙的生意不管，每天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录像带，听那些录音。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泪流不止。

党宪宗：苦苦思索，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父母？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这个神圣的念头？他们的想法，好像是任何刀剑斧头都砍不断砍不折的。最后经过我调查，所有的父母亲都是一个答复，我是穷怕了，苦怕了，再不能叫我的儿子女儿像我这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去当农民，去受累受苦。就让父亲和母亲把这个苦都背到阴间，即使我累死，即使儿女对我没有什么回报，我都毫无怨言。曾有一个母亲对我说了啥？为儿女奉献到死的母亲，才是最好的母亲。

不上学干啥，一辈子跟我和你爸这样过吗？谁要再说不上学的话，我就不认他！你们不要害怕，妈的骨头硬着哩，只要有妈在，你们的学就得上，欠下的债妈不要你们还。

……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娃好？因此，我穿得再破也不嫌，但要让娃穿好，到了学校不能叫城里娃看不起咱乡下娃。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感慨万千之余，党宪宗不禁又把目光转向了城镇里的底层，那些打工者、下岗职工和小商小贩。因此每天早上，他路过街上的一个烧饼摊时，总要停下来和摊主夫妇聊一聊。

戴德有夫妇下岗后开了这个小烧饼摊。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但自从几年前，儿子考上大学，女儿又读了高中后，家里的营生一下子紧张起来。陈晓楠：有的时候也觉得累吧？

戴德有：累也不能说，只能不停地干活，因为孩子要学费，要生活费啊。你不干的话，哪来的钱给孩子？

陈晓楠：每年最难过的日子是哪段时间？

戴德有：娃娃要钱的时候是最难受的。而且我们卖烧饼嘛，每天收回来的钱都是一毛两毛的那种毛毛钱，一百、五十的根本没有。给娃娃拿钱的时候都是到银行换——现在学校里有些娃娃看不起咱，我娃娃交钱的时候拿出来一看是小钱，说你爸是卖烧饼的，好像丢面子。为了给两个孩子凑学费，戴德有夫妇每天起早贪黑打烧饼。在了解了戴德有的家庭情况之后，党宪宗专门给他算过一笔账。

党宪宗：我说一个烧饼赚一毛钱，十万个烧饼才赚一万元。两个娃一共要上六年高中，八年大学，一分钱不多花，从高中到大学要八万元，两个娃就是十六万元。这就是说，你要打够160万个烧饼，赚的钱才够娃的高中和大学的学费，自己还要不花钱。一个烧饼从和面到最后取出来，要经过10道手续，一百六十万个烧饼就是1600万次手续，才能给娃把这学费凑够。他说是，哎，我从来就没有算过这账。我爷爷是靠放牛生活的，我爸爸当年靠卖饭，我也是靠卖饭，但是结果我们都没有啥文化。我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关键就是没文化。因此我现在就不能叫我儿子女儿再像我这样打烧饼。我儿子现在在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万一他以后成了个科学家，这就是打烧饼的父亲与科学家的儿子，我多荣耀呀！本来我有时候晚上都累得实在是没办法，但一想起儿子，马上劲头就来了，几乎浑身是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