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夜难眠之后，已经是合阳县一名小有名气的商人的党宪宗做了一个当时谁都没办法理解的决定：他自费购买了录像机还有录音笔，跑到合阳的乡下，开始去打探每一家供养学生的农户，他成了一个民间独立调查者。党宪宗说，他就是想搞清楚，供养高中生、大学生的农民，到底有多苦，有多难？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这么苦这么难当中，能够拼命地撑下去？

经乡亲介绍，党宪宗首先来到一户已经把儿子供到博士后的农家。在这里，他听到了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十块钱”的故事。党宪宗：他儿子1978年考上西北农业大学，给他来了一封信，叫给他寄上十元钱。但他家里一分钱都没有，这十元钱咋办呢？他和老伴商量了半夜。这已经到了寒冬腊月，第二天早晨他和老伴就到棉花地里边去，当时人家把棉花都拾完了，他就从棉花粑粑里边剥那个黄棉花。棉花籽把两个老人手都全部划烂了，剥了啥？十斤棉花卖了五元钱。这离娃那十元钱还差五元，咋办呀？连夜就到棉花地里，把一架子车——就是一人力车棉花秆拉回来，赶天明剁成尺把长的小秸秸，到四十里以外的纤维板厂卖了，得了四块九毛钱。这才凑够九元九，还差一毛钱。在邻居家借了两毛钱——当时的邮费是八分——最后把这十元钱存到信封里边，给儿子邮过去。这个十元钱故事当时老人是含着泪花说的，把我说得泣不成声。

怀着沉甸甸的心情，党宪宗又来到东雷村的马仲康家。老马三十年前在生产队干活时出了事故，残废了一条胳膊，但他愣是拖着残体到工地打工，供出了家里三个大学生。说起供儿女的那段苦日子，老马依然记忆犹新。

马仲康：我这个胳膊废了几十年了。那时候真是挺着犁浆耙磨，不管什么农事都得干，慢慢锻炼，就是这样。我还上过工队，在工队六七年，挣点学费钱，一天只有五块钱的工资。

离开马仲康家，党宪宗随后来到皇甫庄镇河西坡村，找到了农民严现仓的家。老严曾经也高中毕业，抱过上大学的梦想，但“文革”粉碎了一切，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五个孩子身上。倾家荡产好不容易把大儿子和小女儿供出了大学，却也负债累累。老两口至今还住在祖先留下的土窑洞里。

党宪宗：两个娃子上大学，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严现仓：先后两个娃上大学，我卖了匹马，付清以后是背了十一万块钱的账。先是老大毕业以后，拉了三万多块钱的账。关键是这个女子，到西安工业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就交了一万一千六，还不包括生活费，生活费还是我每月给她寄。

陈晓楠：这真是欠下儿女的债了。图个什么呀？

严现仓：图的就是把娃娃供出去，叫娃娃摆脱这个落后的环境。古人有句话就是，父愁子妻，子愁父葬，我只求到了百年，有个幸福的归宿就满意了。为了还债，老严四处打工，现在他靠每日打石头挣钱。但党宪宗说，以这样的方式挣钱，即便不吃不喝二十年，老严也还不清债务。

为债务发愁的同时，老严还特别放不下他那一双大学毕业的儿女。老严的儿子是一名医生，虽然已在城里工作多年，却一直买不起房，每年也只能寄给家里三四百元钱。而女儿毕业后则只能找到一份很不理想的工作。即使进了城，儿女们也没有过上老严想象的幸福生活。为此，老严一直特别内疚，他对党宪宗说，因为自己是农民，没有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有本事帮女儿找个好工作，觉得特别对不起孩子。党宪宗：他儿子在宝鸡结婚的时候，他去参加。结果到那儿一看，同时那个饭店还有一家子结婚。他说，人家那是城市人结婚，车是几十辆，人一下子就坐几十桌，我们人少，只坐了三桌。当时好像要叫我讲话，我到那儿一站，别人介绍说这就是新郎的父亲，我自卑得在那儿无地自容，我感到给我娃丢人了。本来我儿子还说结婚后，叫我在宝鸡住上几天，好好转转，我当天下午就搭车回来了。我一路就思索这问题，为什么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别就这么大？为什么同样都是人，咱的娃就是这样，人家的娃就是那样？我实在想不通。我再给你说一个寡妇，供养她两个娃上大学。我采访的时候跟她说，你现在就好起来了，你看儿子女儿都毕业了，你可以享福了。她说，唉，人家当父母的给他娃留的有房子，留的有存款，我现在给我儿女留下十万元的账，你说我有什么脸去享我儿女的福？一句话把我说得，当时我是哑口无言。

在对11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中，大部分工作后的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不能令人满意。这些毕业了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庭回报一两千元，少的仅仅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没有一分钱的回报。而这些大学生的农民父母们，没有一个人指责、怪怨自己的儿女，总是千方百计为儿女辩护开脱。

当我问起在外工作的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为什么这么少时，所有父母都用同样的语言说：“儿女有儿女的难处，虽然工作了，他们要结婚，要买房子，城市里费钱，我们在家里好对付，也不花钱，也不需要钱。”一个农民家庭六个月花了两元钱的零花钱，没买过一分钱的菜，母亲却为自己每月只能给上大学的儿子三百元的生活费而伤心地哭泣。一个靠拉煤球为三个儿女上学挣学费的老父亲，送儿子自费上高中时，一手捂着五千元学费，一手拿着冷馍靠在墙角啃。一对靠卖豆芽供了两个大学生的夫妇，不知道干吃面是啥味道，不知道一碗羊肉泡馍多少钱。为了儿女上大学，有的父母甚至付出了生命……这些大学生的父母处处想到的是儿女，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些母亲哪怕一字不识，谈到儿女上学的事却是滔滔不绝。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在一户农家的院里，党宪宗还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农妇。她和丈夫一年累死累活也只有五六千元的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以后，最多只能剩下三千元，根本不够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因此，她想尽各种办法挣钱。

党宪宗：老婆婆当时身上穿的裤子都还补着补丁。她说，我跟你说，我能干，我几个娃上大学我花了多少万？十一万。我能种地，我能种烤烟，我能种苹果，我能养鸡，我能养牛，我还能捉蝎子。

走进院子，宽大的院子里，五间快要倒塌的旧房显现得出这户人家生活上的捉襟见肘。与破败的房屋相比，院子里却热闹了许多，到处是觅食的羊、鸡、猪等。我简单说明来意后，没等男主人开口，女主人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能干，也能吃苦。我能养猪，能养牛、养羊、养鸡。我能种苹果，种烤烟，晚上还能逮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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