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于新疆的棉农来说是一个好年头，这一年的阳光充足，收棉季节的雨水也不多，全年的棉花长势喜人。按照往常的规律，这样好收成的年份里，棉花的价格是会有所下降的，一些大型的棉花储运单位会多挑出一些上等的棉花，进行深加工，进入高端市场卖高价。预计到了这一点的棉花企业从年中开始接受国内外的订单，等待大赚一笔。但是当年的棉花市场似乎不那么简单。

2009年的棉农地头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温州商人，他们从棉农刚刚下种的时候，就洒下大把的定金，以高出2008年市场价格两三倍的价格订购了当地农民还未长出来的棉花。

终于等到了棉花收获的季节，新疆当地的棉花企业满心欢喜地来到当地的棉花田里收购棉花。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所有的棉花早在棉花播种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被人买走了。

回过神来的棉花企业这才发现自己被这些收棉花的人摆了一道。迫于订单的压力，这些棉花企业不得不大量从中间商的手中以2009年4倍甚至5倍的价格购买棉花。而这些中间商，就是那些在田头收购棉花的温州商人。

虽然同样是温州老板，不过这些温州商人与那些炒楼、炒煤的老板却有些不太一样。与那些老板相比，这些人少了一份目空一切的霸气，也少了一些财大气粗的豪气。

与那些大老板相比，这些人身上的资本很有限，每个人不过一两百万的资本，这样的资金规模甚至不如当地一家棉花企业的十分之一。不过，就是这样一群“穷老板”，狠狠地宰了棉花企业一把。

集体战术是这些老板们胜利的法宝，在商会的组织下，这些老板集体下单，每一单都动辄上千万，这样的豪气完全击败了当地的棉花企业。

当一些提前收手的老板赚了个盆满钵满，“衣锦还乡”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些老板其实连一两百万都拿不出，他们炒棉花的钱其实是东拼西凑起来的，甚至还有人是拿着几十万的高利贷来炒棉花的。

温州人炒棉花的理由也如同炒楼一样简单：入冬的时候，棉花的需求很旺盛，北方的城市都需要，当年的棉纱需求也很旺盛，而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穿衣服，所以炒棉花一定能赚钱。

提前收手的老板们都赚钱回乡了，但是还有一批没有赚够的温州老板还在新疆坚持，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显得不那么美好了。到了2010年底，新疆的棉花储运单位由于棉价居高不下，逐渐开始放弃收购当地棉花，转而寻求海外棉源。温州人的棉花卖不出去了，无奈的温州商人这才发现：这次可能又是自己亏了。

没有人统计过这次温州商人集体炒棉的行动究竟亏了多少，但是却有很多借了高利贷到新疆炒棉的温州人悄然消失了。

温州人爱炒，大老板们可以炒煤矿，小老板可以炒棉花。炒得明白，一次就赚出一生的富贵荣华；炒得不好，也可能一次就倾家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