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飞鸿”系列，我印象更深的是和导演徐克的合作经历。第一次见徐克，还是在1985年，那时我拍完了《南北少林》和《中华英雄》，但与之前的《少林寺》和《少林小子》相比，已很难再有突破，影片票房也不如预期。于是，张鑫炎导演便引荐我去见徐克，他说这位留美归来的年轻导演很有想法。

与徐克会面之后，我们相谈甚欢，他也很想与我合作拍电影。但那时我还是国家武术队的人，不能独立接拍港片，所以此事暂时搁置了。待20世纪80年代末我彻底离开武术队，在香港与徐克导演再次碰面，我们的合作便正式开始了。

起初，徐克导演先和我拍了电影《龙行天下》，讲述的是黄飞鸿再传弟子的故事。正如张鑫炎导演说的，徐克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在他之前，香港已有许多黄飞鸿题材的电影，但这些电影所表现的黄飞鸿形象都很刻板：头戴瓜皮帽的古板中年人，练南派武功，不苟言笑。这样的银幕人物没有鲜明的个性，不会产生很强的感染力。

于是，徐克导演就根据我的长相与特长，设计出一个更年轻、更加英姿勃发的黄飞鸿形象。这个黄飞鸿不仅会一套潇洒、舒展的北派功夫，还有毫不逊色于徒弟们的搞笑功夫。

徐克导演曾说，那个年代的香港功夫电影里，没有一个真正安稳、可靠的英雄，每一个英雄都有缺点，都不完美。所以，他希望自己打造的黄飞鸿是一个完美的银幕形象。而之所以选中我出演“黄飞鸿”，他说是因为我跟其他人的气场不同，他感觉我这个人有内涵，有正义感，而且在中国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这些因素加起来，让他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英雄偶像的角色。

我知道，徐克导演对我的期待很高，也知道拍电影是一次性的艺术，不能修改，完成后观众喜欢与否，我们都不能再改变。所以，跟他合作之后，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尽可能让自己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接近完美。

我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大多数香港电影花20多天就能拍完，但跟徐克导演拍《黄飞鸿之壮志凌云》，我们用了整整8个月时间，其间换了好多个武术指导和摄影师。有一次，我的搭档关之琳就坐在片场悠然地说：“我坐在这儿都15天了，还没拍过一个镜头呢。”

可见，徐克导演对影片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若非如此，“黄飞鸿”系列也不可能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都大获好评，作为主演的我，也不会在香港的大街上被人叫三年“黄师傅”。

在“黄飞鸿”系列后，我正好赶上了香港功夫电影的黄金时代，随后接连拍了《方世玉》、《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太极张三丰》、《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镖》等许多影片。受徐克导演的影响，在拍每一部片子时，我都提醒自己，要呈献给观众最完美的形象。

拿《中南海保镖》来说，与我之前所拍的电影相比，这部片子里的枪战较多。虽然开枪并不是我的专长，但在这样的影片中，枪战戏能大大增强整个电影的节奏感与时尚感，所以我必须从其他方面来弥补自己拍枪战戏的不足。后来，我们在一些重头动作戏中着重渲染气氛，比如片中我与倪星在充满煤气的厨房里对决的那段戏，倪星展现的是张扬狠辣加三分邪气的动作风格，而我则要表现得迅捷沉稳。这样，两人就会形成鲜明对比，将紧张与危险的情绪表达得更透彻，开枪等动作上的不足则会被掩盖。

后来，在去美国好莱坞发展的时候，我更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拍每一个镜头，做每一个武打动作。那时，我在不少影片中出演反面角色，很多影迷，以及朋友、家人都担心我会毁了之前塑造得很成功的英雄形象。

但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一个演员，是一个普通人，我演一些英雄人物，但我不是英雄，我演坏人，我也不是坏人。电影是种艺术，怎么样能够塑造出近乎完美的角色，那才是最主要的。

而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在国外拍电影，我代表的不仅是自己，更是所有中国人；我去好莱坞，也不光是为了肯定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还为了肯定中国武术，向全世界推广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