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好多年前就想写一本有关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但不知道该把这些故事放置在什么地点。二〇〇五年二月初，《世界日报》请我参加一个会议，该会在纽约的法拉盛市中心举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大量的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来我常去那里察访，主要是寻找细节，并保证它们在书中都准确。前后一共大约去过二十次。如今法拉盛已经是纽约的新中国城，所以也可以说《落地》是新中国城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些是基于大家都知道的事件，比如临时夫妻，家庭健康助理的辛酸，被拒发工资的和尚等等。不过，那些都是新闻，而作家的工作是把新闻变成文学，使它成为永久的新闻。有一种偏见认为华侨的生活根本就不该写，用葛浩文的话来说：“美国人对华侨不感兴趣，他们并不想知道中国人在唐人街怎么生活”(《新京报》2008．3．23）。言外之意，应该写那个“大中国”。其实作家的眼界不光是写什么，也包括怎么写。在舞蹈表演中谁能将舞和舞者分离开呢？艺术家的本领应该是能通过卑微的生命展示复杂汹涌的人生，就像爱默森说的能从一滴水看到宇宙。除了艺术眼光，这也是一个人生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一位中国城里的新移民就不可以与那个“大中国”拥有同等的艺术机遇呢？

《落地》出版后受到许多美国读者的喜爱，因为这些华人移民的故事也是他们自己的或是他们父辈和祖辈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无数孤独坚忍、寻找家园之人的故事。

虽然这些故事是用英语写成的，但我相信它们也能在汉语的读者中引起共鸣。我一直坚持可译性是创作的准则，因为文学的价值是普世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故事的汉译文是一句一句按原文硬译下来的。在译文中我只加了一句话：“人穷志就短”(《两面夹攻》)，因为这个玩笑实在没法在英语里开。当然了，一些移民的英语口音和误用无法完全在汉语中再现，但汉译文仍有鲜活的一面——我下笔时仍可以感到整个汉语的分量，而在英语中我却很难找到这种感觉。在不同的场合我说过选择英文写作是我个人的悲剧，这主要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劳动量。比如，《落地》的译文最多用了我花在英语原文上的百分之五的工夫。我常想如果把同样的精力花费在汉语上，也许我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不过，那只是想入非非。英文写作的确使我变得独立和坚强，还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机会，就是在别的语言中找到读者。

这回亲自译这本书还有一份私心。我过去一直强调思乡是一种没用意义的情感，因为人应当面对已经造就的世界，必须往前走。记得七八年前，在一场讲演之后，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我面前笑着说：“等你到六十岁时，你就会说出不同的话。”她是对的。现在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开始对思乡有不同的理解，有时也真的很想家。但我父亲是军人，从小我们就到处搬家，所以无法说哪里是家乡。然而，思乡的确是一种难以压抑的感情，就像爱情。由于找不到故乡，我就把这份心绪的一部分倾注到《落地》的译文中，以在母语中建立一个小小的“别墅”。这也算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的一个停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