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当兵的可不好惹，闹下去我们就得吃亏，只能答应给他们演。没有陈白露，《日出》怎么演呀？反正这个戏我们也演熟了，陈白露的好多词，别人也能记住一点儿，就看我们几个老爷们儿在台上折腾开了。

凡是非有陈白露不可的地方，别人就替代着说：“白露刚才说啦，怎么着……怎么着……”说了一堆陈白露的词。

电话一响，“喂！找陈白露呀，告诉你，她不在，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又讲了一段陈白露的事儿。

就这样，我们演了一场没有陈白露的《日出》。本来是演三个钟头的戏，我们只用了半小时就演完了。这场戏要是让懂行的人看了，准能把鼻子给气歪喽！

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是我在山城演得最红火的一个戏，可能有的老人还能记得，在这个剧中我演男主人公“康泰”。当时这个戏真可说是家喻户晓，不管是坐茶馆的，还是泡澡堂子的，不管是老人、小孩儿还是年轻男女，都爱看这个戏。走到哪儿，人们总是议论着“康泰”，我就是走在大街上，人们也指着我叫“康泰”。

抗战时期重庆是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国家的政府机关、大银行、大公司，全都集中在这里，全国很多文化人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随沈浮从上海到重庆的，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的轰炸、流亡的难民，也有热情的学生。那时候国难当头，人们都想方设法为前方抗战竭尽全力，可是到了重庆，情况全都不一样了，很多地方都是灯红酒绿，和前方抗战气氛很不搭调，就像是有的电影里说的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于这种社会现状，我们这些刚从上海过来的人都感到很气愤，尤其是沈浮，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旅馆里，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三幕大型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