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伯格家族向我们展示了家族生活在19 世纪的演变过程。与萨拉和阿比·沃伯格的子女通婚的全部来自商业世家；但在他们的下一代，莫里茨和夏洛特的7 个子女中只有3 个按家族传统成婚。婚姻作为整个家族的社会经济策略这一传统，受到了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的挑战。父母对儿子职业选择的控制权也在明显减弱。马克斯经过一番劝说后才放弃当军人的计划，本想投身科学研究的保罗也是如此；但他们的父母还是没能阻止阿比放弃对艺术史研究的热爱，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费利克斯享受生活，热衷慈善，并且执意从事这方面的事业。可以说，联系紧密的资产阶级家庭在19 世纪末已经走上了下坡路。阿比·沃伯格批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融王朝，珀西·施拉姆年迈的伯祖母把自己的家族混同于博基亚家族，这些都透露出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托马斯·曼在他1901 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中对这种情绪的刻画入木三分。布登勃洛克家族虽然主要以托马斯本人在吕贝克的家庭为原型，但它也是汉莎商业王朝的典型，在18 世纪时走向繁荣，但因为种种因素日渐式微，例如婚姻不幸、手足间明争暗斗，以及家族的开创精神衰退等，与朔彭豪尔和瓦格纳的往来更是雪上加霜。该书在汉堡读者甚众，甚至还被马克斯·施拉姆那藏书颇富的图书馆所收藏，对施拉姆家族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不和谐音。珀西·施拉姆会不自觉地拿自己母亲的家庭与布登勃洛克一家作对比；而沃伯格家族也很难忽视这本书的意义，他们对婚姻危机已经是见怪不怪，更别提还有个献身艺术的儿子差一点就死于伤寒。即使风暴尚未来临，那些大家族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脆弱。

除了家庭关系，宗教也是由来已久的社会纽带。在整个19 世纪，汉堡有90%的人都是正式的路德教信徒，而且处处体现出独特的新教教义。然而，19 世纪初，汉堡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和5 座其他教堂却被拆除了，以新建海堤和排水系统，这象征着宗教仪式的精神性似乎在向世俗工作让步。那些位于社会阶梯上层的人（例如银行家马克斯·冯·申克尔），似乎还保有对正统路德教的虔诚。但在世纪之交，圣职人员内部实行“自由化”改革的压力渐增，而改革是为了应对“大多数人”不再定期参加教会聚会的问题。相比之下，汉堡的犹太社区则接受了19 世纪初出现的类似的分化，允许犹太教堂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庙宇联盟在当地教会的支持下分别修行。与信奉路德教的社区相比，犹太社区内部社会的两极化程度较轻，因此也较和谐。19世纪中期对于汉堡的犹太人来说是一段共同繁荣时期，法律逐渐放宽了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偏爱的经济活动（以自主经营为最）开始蓬勃发展。1871 年，75%的犹太人都住在旧城区、新城区、圣保利和圣格奥尔格等“市中心”地区；到1914 年，绝大多数人都定居“西区”，以罗森巴姆区为主，也有一部分在哈维斯特胡德。1897 年，27%的犹太人的所得税税率属于前两个等级，而总人口中这一比率仅有11%。但犹太社区在其他方面却走向了衰败。1811年，犹太人占汉堡总人口的4.87%，而到1910 年却降至1.87%，可见犹太人的出生率较低，同时汉堡缺少新的犹太移民。①不仅如此，社区内谨守教义并参加聚会的人开始减少。沃伯格五兄弟的父母和祖父母严格遵守诫命，守安息日，而他们的下一代（除了最小的儿子弗里茨）已经没那么虔诚了，马克斯去犹太教堂只是例行公事，并非出于虔敬；而阿比在大学时就放弃了合乎教规的饮食，之后还娶了异教徒为妻。阿尔伯特·巴林也是如此。我们事后才知道，异族联姻的增加并不代表犹太人已融入经济精英（而非宗教精英），但在当时，有很多证据都支持这个想法。随着犹太人在形式上的解放，他们不仅成为了商业和专业领域的合作伙伴，而且还在行业协会和公共管理部门担任行政人员，并参加社交生活，结交朋友。然而，当出现群众暴动时，反犹势力就会抬头，而在社会精英内部也暗流涌动。这股潜在的顽固势力提醒我们，犹太人在19 世纪的成就可能会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女儿玛蒂尔德在佛罗伦萨学习时，比格尔迈斯特·约翰·格奥尔格·门克贝格并没有反对她与阿比·沃伯格及其夫人住在一起，沃伯格家族还与参议员马克斯·施拉姆保持着友谊；但施拉姆的母亲则把犹太人归入4 类不能接受的丈夫人选中。马克斯·沃伯格深信汉堡有一种“潜藏的反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