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的共同文化能超越19 世纪社会在职业、物质资料和宗教上的分化，它比任何事物都更有效。这种观点的核心是教育，是正式教育与个人修养的结合。然而，历史学家往往不把汉堡作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聚集地；当然，19 世纪的汉堡的确以市井文化和物质主义著称。一位参观者在19 世纪40 年代曾评论道：通常，“在汉堡，艺术和商业的关系就如同罗马法和汉堡当地法律的关系一样：前者只有在汉堡没有相关法律或不与汉堡法律相违背时才适用”—19 世纪时，鹅市歌剧院的管理者也认为，汉堡市民是“我见过的文化层次最低的”。汉堡银行家萨洛蒙的侄子—诗人海涅—在1831 年逃离了这个“铜臭弥漫的窠臼”；勃拉姆斯也被比他资历浅的人取代，未能出任汉堡音乐厅总经理一职，并最终离开了这个地方；汉堡市立美术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利希特瓦克则认为，汉堡对美术艺术缺乏支持，失望至极。上述这些论断或许有些误导性。19 世纪晚期，汉堡正规教育蓬勃发展。随着教会放松了对教育的控制，中等教育几乎被16 世纪的约翰纽姆文法学校垄断的状况终于被打破，到1913 年又新增了两所文法学校、约翰纽姆文理中学（成立于1837 年）、5 所九年制的文理中学和7 所实科中学。“一战”前，德国共有20 所公立中学，拥有630 多名教师，招收了11 200 多名学生。在初等教育方面，汉堡共有200 多所小学，拥有约3 500多名教师和112 000 名学生。此外还有两所公立女中，还有约20 所为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少数族群而设的私立中学。除此之外，虽然参议员维尔纳·冯·梅勒创办大学的提议在1913 年被否决了，但汉堡在高等教育方面还是迈出了关键的几步，在1895 年恢复了公开课的传统体制，在莫尔韦德修建了第一所大讲堂，并于1908 年建立了“殖民学院”。但无论怎样，当地虽然没有大学，但并不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像绝大多数德国大学生一样，汉堡学生可以漫步在德国的各大高校。

另一方面，美学价值要让位于物质价值，这毫无疑问是汉堡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多数汉堡商人更愿意资助职业院校而不是大学，此类职业院校约有37 所，当然，考虑到他们自己有在海外当“学徒”的传统，所以这种偏好倒也合情合理。换句话说，社会地位不取决于正统教育，而要看经济和职业上的独立性。同样，作为资产阶级最根本的价值观，法治的核心并非法学理论，而是经济利益。汉堡参议院曾于1857 年宣布：“债权人……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否则法律作为立邦之本和我们独立自主的基础，会失信于民，甚至会使汉堡这个商业城市不复存在。”一个以履行合约和承兑票据为基础的社会必须维护平等和诚信。这些原则和工作、勤俭、收益等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汉堡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而且不只适用于工作领域。在18 世纪晚期和19 世纪新出现的“公共领域”中，民间组织被历史学家视为资产阶级独有的机构，储金会是汉堡为数最多的社团之一。

当然，汉堡商人也在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与经济活动截然不同的氛围。他们不再以办公室的楼上为家，而是回归家庭生活，陪他们进餐的是毕恭毕敬的妻子、战战兢兢的孩子，旁边还有比德迈风格的家具。这种尊贵高雅与旧城区、新城区和圣保利区等地被监管的妓院和“（贩卖）成人用品的自由市场”截然不同。私人友谊与商业价值也可以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像马克斯·施拉姆一样，在自己那藏书多达5 000 册的私人图书馆中寻找文献，而那些加注的图书编目便是洞悉上流社会的绝佳指南。已有的协会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来进行社交，这一点尤为常见。18 世纪晚期的协会往往关注的是社会福利问题（尤其是贫困）；然而，在19 世纪，以文化和体育等休闲活动为主的组织盛行起来：爱乐协会、五花八门的合唱团、艺术协会、文学社团，还有汉堡赛马俱乐部以及众多体操、射击和赛艇俱乐部。汉堡一些公共领域的机构已经相当普及，完全可以依靠市场经营下去，例如报业机构和8 所剧院。但是汉堡的慈善基金会等组织却要依赖富人资助。1908~1913 年，遗嘱捐赠为世俗慈善组织贡献了1 500 万马克，占所有货币遗产的9%左右。简言之，文化以物质为基础。珀西·施拉姆的姑婆安娜·亨克尔患有精神病，只能靠她父亲留下的30 万马克过日子，终日与海涅的诗歌、撞球游戏和俄罗斯香烟为伴。阿比·沃伯格也埋首故纸堆，研究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细微象征（为他庞大的文化研究图书馆奠定了基础），但提供资助的却是他那些“满身铜臭”的兄弟们。当然，虽然阿比·沃伯格本人把诞生了沃伯格和利希特瓦克的汉堡称为庸俗之地，但该结论确实太过草率。李斯特、约阿希姆和克拉拉·舒曼都曾在汉堡演出，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汉斯·冯·比洛也曾在那里担任过指挥。霍尔斯腾普拉茨的新音乐厅是由船东卡尔·雷伊茨出资修建的，印象派画作也主要是靠银行世家贝伦斯家族的收藏才敲开了汉堡的大门。总而言之，在汉堡，一切都以金钱价值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