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的参议员选举很有特色。新议员的产生要经过参议院和市议会的三轮审议，成功当选后，现任议员会身着华丽的皱领长袍给予正式祝贺，之后是接待该城市主要协会的代表，还有“严谨的普鲁士教授、拥有一连串头衔的法官和政务委员、姑妈姨妈、兄弟姐妹、各市民协会会员、大批的律师、警长和公务人员”，最后则是神职人员代表。接待完这些访客几天后，新当选的参议员才开始宣誓就职，而后在市议会厅享用传统的鸡蛋和巧克力早餐。这就是自由和汉莎同盟的公共部门。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是：这种过时的服装和仪式是否反映出“旧政权”在汉堡的顽固势力，或者是否掩盖了一种“现代”的阶级统治形式？汉堡的贵族统治难道仅仅是一个幌子，用来掩饰“商业、金融和工业利益集团”的霸权吗？

汉堡的城市政体是不断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可追溯至15 世纪时公民暴乱对由富商把持的权力机关（议会或政府）构成的挑战。由于参议院试图强迫神职人员接受路德教，进而接受自己的统治，16 世纪20 年代以后，宗教问题使斗争更加复杂化了。最终，权力机关获胜，于1580 年确立了正统派的地位，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参议院和民众之间的摩擦使得政治危机再度爆发。在帝国的倡议下，德国《宪法》于1712 年颁布实施，危机才得以化解。此时的统治权由两个机构来行使，一是行政参议院（其中律师和商人各占一半），二是全部由房地产所有者和基督教执事等组成的立法议会。此后，汉堡政府又开始不断对立法议会进行调整，包括对市民资格、权利以及义务进行修正。在18 世纪20 年代和60 年代，一些爱国社团倡议制定更积极的政策，抑制贫困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对非路德教徒采取更宽容的政策。然而，随着法国革命势力占领汉堡和拿破仑的逝世，旧势力复辟，汉堡资产阶级民间社团自身难保，自然也就减少了对穷人的关注，启蒙时期的家长主义开始向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让步。在1842 年的大火灾、1848 年的一系列革命以及1857 年经济危机影响下，一些组织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如代表律师、房产所有者和犹太人等不同利益集团的组织，以及代表特定地区的市民协会，于是到1860 年，《宪法》再一次被修订，政教正式分离，并限定了重要官员和房产所有者的议席数。

在演变过程中，汉堡政体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它的集团性：尽管当时有人声称汉堡“只有一个阶级，那就是市民阶级”，但除了名称之外，汉堡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复合型城市。作为最受尊崇的团体，宗教集团在教育和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不可替代；但大多数政治机构都或多或少与一些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休戚相关。一些贵族（比如阿姆辛克家族、西夫金家族、韦斯特法尔家族和布尔夏德家族）组成的精英集团操控着参议院。1860 年后，由于必须自愿缴纳30 马克的税金才能成为汉堡市民，有资格参加议会选举的人口从18%下降到1890 年的4%，绝大多数议员都是企业家，而议会内部一些松散的组织（“右派”、“左派”和“中间偏左派”）则与资产阶级内部的社会集团或行业集团相对应，其中商业团体尤为突出，它们在汉堡商会中享有特权，而汉堡商会在制定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影响力相当大。

1840~1860 年，资产阶级集团成功地在城市权力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但随着城市手工业者的代表结构不断壮大，他们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劳工组织把行会会员、学徒和非行会会员的下层民众区分开来；在行会已经失势的情况下，劳工仍然被分成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与之前的分类相似。例如，1840 年以后出现的组织就继承了行会的传统，其政治主张主要借鉴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这些组织包括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烟草业和纺织业的）第一批工会等。然而，从大约1880年开始，随着汉堡港和汉堡市内的就业激增，汉堡无疑跨入了劳资关系的新时代。工会组织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播下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而各种综合因素又为工会的发展创造了理想条件，如用工需求激增、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物价上涨以及住房按揭贷款。1880 年，汉堡共有8 个“自由”（即社会主义）工会，会员1 544 名；10 年后此类工会达到了80 多个，会员多达40 000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