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曼显然也希望英国保持中立，这是他精心设计的赌局的一部分（但他失算了）—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迅捷的军事行动，从而巩固三国同盟①，分化三国协约②。七月危机期间，柏林收到英俄海军举行会谈的消息，雅戈立即派巴林前往伦敦就此事向霍尔丹和丘吉尔施加压力。巴林在7 月25 日向丘吉尔表示：如果战胜法国，德国不会抢走“它在欧洲的任何东西，不会占领任何一寸土地，只会争取一些殖民地作为赔偿”。实际上，在7 月29 日晚上，贝特曼对戈申所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可这段话丝毫没有影响英国的态度，只是贝特曼明白得太晚了。令汉堡难以理解的是，如果这次外交策略没有奏效，德国可以执行德皇在6 月份向沃伯格描绘的军事计划，从而使军事动员合理化。然而，最终签发动员令、最后通牒以及宣布开战的都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这就不仅仅是针对俄国的总动员令了，俄国沙皇在7 月30 日就证明了这一点。参谋总长小毛奇自1914 年3 月以来就一直主张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其理由是法国和俄国一直实行新的军备计划，如果几年后和法俄开战，德国可能无法赢得战争。

沃伯格对德皇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主张置之不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毫无疑问，这位银行家认为时间的推移对德国更加有利，这种观点有一些经济上的考虑。和德国相比，俄国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厂量的增速更快，英国的资本输出率也使它在海外颇具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德国出口的增速高于其欧洲的对手：其国内资本形成总额为欧洲第一；而其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铁产量的增速都远远超出其西方的对手。但德国的军事地位并没有体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优势上。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统计，德国在战时的全部兵力为215 万人，而只要稍加计算就知道，在战争前夕，俄国、塞尔维亚、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能够参战的士兵比德国和奥匈的总和多64%。这反映了和平时期双方征兵率③的巨大差距。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统计，在法国，所有应服兵役的人当中，有83%的人履行了义务，而德国只有53%，奥匈仅有29%。此外，战前那10 年的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能说明问题。从绝对数字来看（且不考虑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影响），德国、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军事预算相差无几，德国在1905 年之后超过了法国，而到1913 年，俄国又超越了德国。但如果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看，德国一直落后于其他各国。1913 年，德意志的国防预算占比仅为3.5%，①比英国（3.1%）和它自己的盟友奥匈帝国（2.8%）略高，但低于法国（3.9%）和俄国（4.6%）。显然，这样的差距并非因为德国缺少“军国主义”思想，而是因为国内的政治阻力限制了军费开支的增加，这种阻力一方面来自普鲁士军事机构内部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源于前一章讨论过的联邦和议会的财政制度。相比之下，俄国、法国和英国的财政体系相对更加集权化，而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也受到财政问题的掣肘（而且更加严重）。“一战”源于德国的内政问题这种说法仅在这一点上成立：内政让小毛奇确信德国无法赢得军备竞赛，因此挥戈出征宜早不宜晚。

战争爆发后，汉堡舆论的反应模棱两可，这说明德国“统治精英”借挑起战争转移内政危机的论调有其局限性。的确，和很多欧洲大城市一样，战争爆发的同时，某些团体的爱国热情高涨：从7 月25 日开始，骚动的人群聚集在少女堤（Jungfernstieg）的阿尔斯特亭台，无论是慕尼黑和柏林，还是巴黎和伦敦，都有类似的场景。1914 年1 月，在为德皇庆祝生日时，船主里夏德·克罗格曼的致辞透露出大战前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好战情绪：我深信，当德意志的荣耀受到威胁时，陛下定将跃马挥戈，下令出征，那时号角声会直冲云霄，回荡在德意志的每一片橡树林中……在云霄的另一端，先祖威廉一世定会伸出双臂，为德意志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