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恩河会战宣告施利芬计划的破产，以及奥地利人在俄军的炮火下节节败退，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所承担的巨大风险也趋于明朗：一旦在欧陆军事失败，德国就要面对大英帝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即使只把不列颠群岛算在内，协约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德同盟国高出60%。英国可以支配的资源非常多，除了人力、粮食供给，还有雄厚的海外资本来资助战争，这极大地拉开了双方的经济差距。因此，德国能否有效地调动那些相对匮乏的资源成了决定性因素。和英国相比，德国的商人和政客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更容易接受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一边是阿斯奎斯政府偏爱的“半官方”的口号—“照常营业”；一边是提倡彻底放弃资本主义体制，推行瓦尔特·拉特瑙和维夏德·冯·默伦多夫构想的“战时社会主义”，这形成了有趣的对比。然而，尽管围绕德国战争期间的经济统筹问题有很多理论，但在实践上，德国的战时经济要落后于走务实道路的英国。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英国对德国发动的经济战比德国对英国的经济打击更有威力。以汉堡为例，敌人的行动造成了多方面的打击，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海军的行动严重破坏了德国的海上贸易。8 月1 日的汉堡航运期刊《汉萨》指出，如果英国参战，德国的“经济生活会受到史无前例的重创”。之前提到，汉堡和大英帝国的贸易占该城市1913 年海运进口总值的近1/3，出口总值的1/4，比整个德国的平均比例高得多。但由于英国的海上霸权，以及英国成功地向“中间派”施加了压力，汉堡贸易受到的影响比最悲观的预测还要严重得多。德国海军的实力还无法抗衡英国在北海的霸权，这意味着战争爆发时，除了斯堪的纳维亚，港口内的德国商船无法到达任何其他的国外市场。如此一来，德国的进口到1915 年降至战前水平的55%，而汉堡则暴跌至2.4%，直到1918 年才稍有回升（为4.3%，见图2.1）。汉堡码头陷入停滞状态，绝大多数海外的商业机构也被停闭。约翰内斯·阿姆辛克把这个局面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形势进行了一番比较：“我们的商业完全停滞了。”巴林则怒斥英国使出“商贩的那些肮脏邪恶的伎俩”，“唯一目的就是把我们排挤出世界市场”。而且，随着长时间大规模的冲突造成了世界经济结构彻底转变，事态逐渐明朗，也就是说，这种排挤并非仅限于双方敌对的时期。由于欧洲工业生产向战时工业转移，欧洲以外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显著上升，其中尤以美国为最，日本、印度和南美洲也有小幅上升。这对汉堡的出口商来说是个打击，但最为严重的是它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尤其是造船业。这里我们有必要为猎敌行为和政府行为划清界限；最主要的是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战略促使美国“一战”期间新船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飙升，由8%升至56%。在德国造船商看来，美国新的造船能力使美国成了他们在战后经济萧条时期最头疼的竞争者。

英国大打经济战，一方面封锁敌人，一方面利用政策武器没收德国的海外资产，于1914 年10 月颁布了第一部《敌产（没收）条例》。1914 年，德国持有海外资产200 亿~280 亿马克。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先后通过立法没收了其中的161 亿马克，其中大多数被大英帝国所控制。德国的短期投资和短期贷款则往往可以得到清偿：从战争爆发到1915 年3 月，沃伯格把近2.41 亿马克的资金转移回本国；1917 年，国外欠汉堡债权人的资金缩减为7 070 万马克。然而，许多汉堡境外资产的清理却并不容易。在英国领地开设分公司的商业机构即刻被没收：由于德国在新加坡和槟榔屿的资产被没收，贝恩迈尔公司的损失达数百万马克；威廉·奥斯瓦尔德公司在东非损失近4 000 万马克，而G·L·盖泽在西非的损失达1 000 万马克。德国航运公司的损失尤为惨重。轮船或沉没或被没收，损失船舶多达639 艘，总吨位达230 万载重吨，为战前商船队总吨位的44%。汉堡有记载的战时船舶损失则相对较轻，为战前总吨位的28%。汉堡– 美洲公司在开战时有12 艘船被扣留在协约国的港口，另外还有15 艘在交战的前9 个月沉没，不仅如此，位于中立国港口的83 艘船因不敢冒险起航回国而流落异乡，而由于德国国内的80 艘轮船中大多数是远洋轮，不适宜用于波罗的海和近海贸易。敌国行动对航运公司的影响再次说明德国政府的政策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如果德国至少把一部分船只出售或包租给中立国的船运公司，尤其是停靠在美国港口的那109 艘船，航运公司的损失就不会如此惨重，但是，德国政府担心这样一来成了为协约国供应物资，于是最终只有45 艘总吨位为170 000 吨的小轮船被售出。汉堡– 美洲公司那些被困在国外海港的船只有9 艘船被巴林卖了出去，而最终美国一国就控制了其价值近1 亿美元的资产，包括37 艘船舶。难怪许多在战前属于亲英派的汉堡商人在他们的公司被英国人夺走后，希望德国一旦获胜就能使英国的殖民地转让给德国。但随着战事的推进，汉萨同盟的矛头却逐渐从伦敦转向了柏林。巴林在写给内务部长的一封信中愤怒地表示：“我们公司的船舶……已经所剩无几。而造成这些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敌军的炮火，而是政府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