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经济在供给方面的主要创新就是打破了集中管制，把原材料配给权委托给由使用原材料的工业企业组成的托拉斯，即所谓的“战争企业”，并由另一个官方机构—战争物资部进行监管。另一个创新就是委托各工业垄断集团完成工业生产目标。战争物资部和战争企业在其成立之初就受到汉堡商界的大力抨击：马克斯·沃伯格反对创建金属公司，主张在1914 年建立一套“官僚色彩”较轻的体系；商会则谴责这一体系会“排斥企业的独特性”。这从某个角度折射出汉堡商业界坚持“自由行动”的意识形态。然而，汉萨同盟反对的主要是工业界对集中配给的控制，而不是集中配给制本身。它担心战争公司会进一步加剧目前德国经济纵向统一的趋势，使进出口越来越受到工业的控制，危害到独立的商业利益。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事实证明，巴林和沃伯格于1914 年8 月在汉堡成立的旨在协调进口的皇家（之后更名为中央）采购公司无法摆脱被搬到柏林的命运。尽管汉堡的银行（尤其是沃伯格银行）在资助从瑞典、罗马尼亚和荷兰等地的进口方面能作出重要贡献，但由于政府意欲对不满于钢铁卡特尔的种种价格限制的生产商施加出口限制，出口贸易变得处境艰难。1917 年1 月实施的出口审查制，使工业联合会能够对所有的出口交易进行有效的直接管控—这似乎极大地威胁到汉堡出口商未来的独立自主性。柏林的德国工业战时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掌握了经济大权，让汉堡商界为此提心吊胆：巴林在1917 年12 月称柏林是 “吸走一切的大海绵”。

钢铁工业一直被称为“受战争或和平影响最大的产业”。除了船坞，汉堡经济每况愈下。毫无疑问，在战争期间，大型船运公司和小商业银行遭受的直接资本损失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为严重：战后汉堡– 美洲公司总资产的实际价值下降了25%，其中实物资产下降了53%。不仅如此，公司收入也大幅下滑：以战后汉堡– 美洲公司的账目来计算，该公司在战争期间的收入仅为4 390 万金马克，年收入减少了84%。对于银行界，沃伯格银行在为战时进口提供资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战争末期的资产负债表（根据通货膨胀作出相应调整）显示公司资产在1913 年增长了50%（由1.18 亿马克升至1.76 亿马克）。小商业银行的状况则不容乐观：只有贝伦贝格银行能够保持较为理想的业绩水平。由于法律对股市的制约，从事工业融资的银行也面临困境：联合银行和北德银行在战争期间签订的合同都按实值计算，而德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增长则只能依赖向德国其他地区继续拓展业务。战时汉堡经济的相对不景气体现在其合资总资本的收缩上。帝国的实际总股本在战争期间仅下跌了14%，而汉堡却下跌了1/3 以上。

汉堡经济衰退一个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外来”资本对其经济的渗透不断加重；汉堡经济落后于鲁尔地区和柏林，那些外来者的身份就是最好的证明。胡戈·斯廷内斯在汉堡的几个大型船运公司都持有大量股权，其中包括汉堡– 美洲公司和合并后的韦尔曼航运公司，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收购被战争削弱的公司，将其合并后纳入自己位于汉堡的企业—胡戈·斯廷内斯远洋航运贸易股份公司。同样，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也企图控制越洋公司—一家位于汉堡的越洋电报公司。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和Gutehoffnungshütte 炼铁厂受汉堡带来的影响则更为持久。在拉特瑙为战时的通用电气公司规划的项目中，有几个是他特别倾心的，其中就包括投资航空运输和造船业，他认为在运输业务上巴林是一个颇有胆识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合作为日后汉莎航空公司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但这种投资属于长期投资，同时二人也达成共识，只有新的造船项目能够在战后立即创造赢利机会。两种单独的想法融合在了一起：一是以柴油机为动力装置的轻型船舶，二是利用标准零部件和流水线进行美式大规模生产的造船厂。保罗·罗伊施希望在和平时期为Gutehoffnungshütte 炼铁厂生产的钢铁找到稳定的销路，正是这一点有效地推动了德意志造船厂在落后的芬肯沃德半岛的成立。罗伊施在新公司中有控股权，新公司的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到1918 年6 月已经可以签订建造25 艘潜艇的合同。因此，截至1918 年，号称在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龙头企业之一确立了其在汉堡核心工业中的地位，这恰好显示出汉堡商业在战争经济环境下的相对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