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德国战争经济的供给日渐由工业企业及其保护组织所垄断：它们不仅控制着基本物资的生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物资的价格、分配和出口。这个体制至少在效率方面值得商榷。显然，由于贸易中断，以及生产要素被转换为战争工具，绝大多数参战国的工业产量都出现下滑；正如战争年代收成欠佳也导致了实际范围内农业产量的下跌。然而，产量萎缩的问题在德国尤为严重。有数据表明，“一战”期间德国的国民生产净值每年约减少4%（见图2.3）。在农业领域，1915 年和1916 年的收成低于平均水平，1917~1918 年则仅有1910~1914 年平均农产量的近60%。该数据还揭示出工业产量也出现了同类型的下跌：每年约减少11%（见图2.4）。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咎于封锁导致的进口物资短缺，因为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和欧陆邻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10 亿~150 亿金马克，同时德国在替代进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样，我们也不应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人力物力向前线的转移，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较为可行的假设是，战时德国经济的特点是原材料及生产要素分配的严重失衡。战争年代电子产品的产量平均比1913年高出1/3；但除有色金属外，所有主要工业指标均出现下降—钢产量下降13.5%，煤产量下降16.5%，金属产品下降20.1%，生铁产量下降33.6%，而纺织品产量下降56.4%。与此同时，消费品生产的几项指标并未出现更严重的收缩；在战争期间，糖产量的下降幅度小于生铁产量，而烟草产量不降反升（见图2.5、图2.6 和图2.7）。虽然铁路当局对机车的投资比战前多了23%，但到1917 年，铁路运输的货物总量却只有战前的59%。

德国战时经济的情况之所以不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需求面。由于没有预料到战争升级，所有参战国政府都不得不挪用空前比例的物资。在战争初期，政府采购机关和消费者之间突然展开了资源争夺战，预计未来会出现资源短缺，人们试图支取存款，买进股票，从而引发了流动性危机。为防止银行崩盘和倒闭，一些国家诉诸延期偿还债务（如法国），另一些则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中止了与纸币和黄金兑换相关的法律。长期来看，政府试图把增加税收和增加借贷结合起来为战争融资，并且更强调后者。就向公众发行战争债券的借贷形式而言，其作用仅仅是用消费代替了储蓄。然而，要弥补战争债券认购留下的缺口，政府就要从中央银行借款，或通过发行新的政府票据来融资—这两种措施都会扩大货币量。正是货币扩张和实物短缺的程度决定了战争时期各参战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德国虽然没有上演俄国的灾难，但其财政和货币状况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更为严峻，着实令人惊讶。

导致物品配给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战备不充足。1907 年，马克斯·沃伯格向德国银行和银行家协会提交了一篇题为“战争融资准备”的论文，他在文中估计战争的年耗资为220 亿马克。这个数字高于其他评论员的预期，但仍然低于实际数字。实际上，帝国每年的战争开支平均为300 亿马克，每天约为8 400 万马克。1914~1918 年，德意志帝国的总支出增加了5 倍，各联邦州的支出增加了4 倍。如果把社区和社会保险体系包括在内的话，总公共支出在战前为国民生产净值的18.5%，这一数字到1917 年达到了峰值，蹿升至76%。和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开支中仅有一部分是靠税收来支付的。尽管从1916 年起开始征收新的消费税（如煤炭消费税和饮料消费税）、营业税，对资本增值征收“战争税款”，并征收超额利润税，但帝国的一般收入（税收收入）仅能负担总支出的13.7%。各联邦州的收入也只能负担开支的1/3（35%）。根据盛行的战争融资理论，要靠借贷来为这笔庞大的支出筹集经费，各参战国都采取了这种方式，但不同于英国、法国和俄国，德国从国外借来的资金数额有限。德国的外债（主要是进口供应商的信贷）总额可能达到近80 亿金马克，而英国从美国那里借来的资金多达170 亿金马克。因此，德国资本市场承担着更大的债务压力。从1914 年9 月开始，帝国每6 个月发行一次战争债券，到战争结束时其债务已累积到了993 亿马克，增长了20 倍。然而，随着公共支出不断地螺旋上升（到1917 年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值，占帝国和各联邦州国民生产竞争的71%），其借债规模使公众不愿再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自1916 年9 月，战争债券的数量就一直小于流通的浮动利率债务。截至1918 年11 月，帝国的浮动利率债务达到了512 亿马克，占其总债务的34%。汉堡的债务也从8 420 万马克跃升至17.5 亿马克，其中有近57%都是浮动利率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