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汉萨同盟的商人非常不愿意出席公开对抗的会议。但如果汉堡的贸易会被法律所扰乱，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法律是不必要的，那就会达到我们容忍的极限……政令考虑欠周，政府官员自认为受过法学家的理论教育就能够管理世界经济，这些因素使商业被破坏，商人们已忍无可忍。

巴林也用类似的口吻谈到“这种在阅兵场上管理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危险念头”，要求“摆脱柏林当局的计划经济”。汉堡– 美洲公司的助理官员伯恩哈德·许尔德曼甚至宣称，正是因为汉堡怀疑政府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承诺，所以“我们加入了反对派”。

上述说法公开抨击极权国家制度，倡导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它唤起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关税同盟辩论时独立主义者心中的反普鲁士情绪，同时也弥合了商界内部因对战争目标和政治改革各持己见而造成的裂缝。它也代表了欧洲商人对战时经济管制的普遍态度。到1918 年夏天，即使是重工业领域也出现了要求解除管制的声音；但不同于英国，德国的自由化运动没有获得成功。然而，支持快速解散战时“指令经济”，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管制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反对战后由中央统一管制汉堡进口业务是基于对未来的乐观判断，认为只要战争结束，德国就可能继续战前的海外贸易：有观点认为，取消政府管制就能够使生活必需品迅速涌入德国。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忽视了解除管制后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无形贸易”的利润大幅缩水；而在德国，战时财政政策导致国内购买力严重过剩。德国抑制物价暴涨的措施只有外汇管制（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也因此才没有降至战前水平的58%以下）和价格管制。也有观点认为，战后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缺少货币理论，其主要原因是G?F·克纳普创立的“国定货币理论”的影响，他反对英国的金银本位主义，称货币价值是国家法制的产物。汉堡商界有没有意识到解除管制后的通货膨胀风险呢？

1918 年7 月，马克斯·沃伯格曾揶揄道：“如今，一些商讨货币问题的人直到最近还在以为Valuta①是个姑娘的名字。”这似乎更加证实了德国货币理论的落后。然而，表面看来，汉堡商界在1918 年的争论与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辩论如出一辙，后者的焦点就是支持或反对金银本位主义。马克斯·冯·申克尔表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黄金货币论者”，并且（和弗朗茨·维特赫夫特）敦促德国尽快重拾“黄金自由兑换”，使黄金储备比率恢复战前水平；而沃伯格坚持认为，货币发行应取决于“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的需求，如“可承兑的”商业汇票的数量就体现了这种需求。但货币和银行学派之间的对应关系则不尽相同。克纳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也有一些反对金银本位主义的汉堡人，克纳普的门徒弗雷德里希·本迪克森、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埃森和库尔特·辛格都是沃伯格创办的期刊《经济服务》中的骨干；而比起皮尔的理论，申克尔的金银币本位主义和赫弗里希的更为接近。理论的区分绝非如此简单。既然克纳普作为普鲁士极权国家经济理论家的声名在外，而且货币金属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相互结合，那么，自由派的沃伯格与克纳普学派观点一致，而保守派的申克尔却是货币金属论者，这似乎有些矛盾。只有阐明相关各方客观存在的先入之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矛盾的理论立场，以及最终为何一致赞成通货膨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