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万科基本上是拿来主义，既然是西方来的，那我们就彻底地拿来就好，不要爱面子还要讲洋为中用。在我看来，这个“中用”是需要高度智慧的，首先要有中国文化的修养，同时还要有对西方深刻的理解才能糅合在一块儿。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应该说对中国的很多东西，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东西，是欠缺的，也可以说就是空白的。

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东西，既然是西方的东西，那我们就拿来主义吧。但西方你就学习得很好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又跑到哈佛去，也是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国内学得不好，所以就跑到哈佛去。这是我表达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尽管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比较少，那是文化修养方面。但是，骨子里你是个中国人，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各方面的习惯、生活的习惯，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以你的处世方式，你各方面不可能是完全彻底西方化的。这一点在搞拿来主义学习西方的时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到美国去，感受的第一点就是，现在西方，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资本主义走到今天，学术界现在是非常深刻地，也是批判式地在思考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过去讲问题，要么就全盘肯定要么就全盘否定。在美国我就在反思，如何对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一些批判的思想。应该说对西方的东西，应该还是要警惕地来借用，不能完全地拿来就用。因为毕竟已经到了21世纪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不可能是像宗教似的，一直是万能的，一直持续下去的。下面再往下怎么演变，当然要更警惕地去看。但是问题也非常清楚，我们在向西方学习这个阶段还没有走完，要先走过这个阶段，再走下一个阶段。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不可逆转。实际上万科现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国际化。这方面国际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按照国际的标准做产品，这个是万科一直在做的，也是做得比较好的。

第二个方面，是万科的业务如何扩展到国际上去。这个对目前的万科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当然这不是我去哈佛的主要目的，我去哈佛还是以个人的修为为主的。当然我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万科的问题，还是要思考的。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万科不管在公司治理还是产品标准方面，国际化程度在业内还是不错的。因为实际上在我去美国之前，很多国际化的标准和要求就已经在万科执行了。比如像万科在公司的框架结构上，和不同的咨询公司、跨国的咨询公司合作，聘请他们为雇佣公司。比如万科的战略框架结构论证，这个是和麦肯锡合作很多年了。再有就是人力资源方面，也和不同的咨询公司合作。像每年的客户调查，每一次调查都委托盖洛普，所以万科本身是一直在按国际化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不是因为说我出去了，咱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是这样的。万科一直以来已经在这方面、在自身的国际化方面努力去做了，当然也在不断地边调整边往前走。